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一拼。
第三个钢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致富之后，孔氏还投身长途贩卖业，他带着成队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他花钱如流水，却赚得比花掉的要多得多，家里累积的钱财达数千金。南阳一带的生意人都以效仿他的雍容大方为时尚。
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业，足迹行遍各地。鲁国一带的人受其影响，大都抛弃学术而追逐财利。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刀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刀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佣最多的劳力。一向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刁悍狡猾，而刀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的财富。那些跟着刀闲的流民也都富裕了起来，因此当地流传民谚曰“宁爵毋刀”，意思是“难道非要去做官吗？还不如去给刀闲当豪奴。”另据史料记载，除了刀闲，当时还有两个有名的大盐商，一个是山东的东郭咸阳，以海盐为业，另一个是山西的罗氏，从事的是池盐业（“擅盐井之利”）。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
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其发迹故事与向范蠡求教的猗顿有点类似。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我就能让邓通富贵，怎么可能贫穷呢？”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