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爸爸（也许我该叫你们姨妈姨父？无论哪种叫法似乎都不再合适）：
我很难过，我走时情况那样难处理。我太震惊了，甚至无法诉诸文字，一想起这些，我还觉得很恶心。不管怎样，我写信只是告诉你们，我在这里很好。我很喜欢上课，虽然雅典比圣尼可拉斯要大得多，脏得多，但我正慢慢习惯。
信里说了一切，又什么也没说。他们继续收到一些描述性的，常常很热情的短信，可她的心里话却很少提及。第一年结束时，他们不能说完全，但心中至少也是苦涩而失望——假期索菲娅不回来了。
过去令索菲娅困扰，她决定在夏天寻找马诺里。一开始，这种寻找似乎还很温暖，她在雅典找到几条线索，甚至还有几处线索出现在希腊别的地方。可是不久，她的线索就断了，比如，在电话公司和税务局。她只好去敲那些碰巧也叫范多拉基的陌生人的门；与对方尴尬地站着，索菲娅只好简短地解释一下自己，为打扰他们而道歉。类似这样的寻找逐渐像石头一样凉下来。一天早上她在塞萨洛尼基的酒店里醒来，想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即使她找到这个男人，她也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她的父亲。再说，她是宁愿要一个谋杀母亲的杀人犯父亲，还是要一个遗弃她的通奸犯父亲呢？没有选择。难道她不应该把过去的这些不确定抛到一边，开创一个未来？
大学第二年，不管父亲是谁，索菲娅遇到了后来在她生活中比父亲更重要的人。他是个英国人，名叫马库斯·菲尔丁，他在大学里休学一年。索菲娅从未遇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大块头，笨拙，脸色苍白，当害羞或发热时，脸上会有些斑斑点点。湛蓝的眼睛在希腊这边很少见到。他看上去总带着些英国人才有的那种拘谨。
马库斯从没交过真正的女朋友。他总是埋头于学习，或者是因太害羞而追不到女人。他觉得七十年代伦敦的性解放十分可怕，而这时的雅典还没有这种革命。他来大学里的第一个月，就在一群学生中遇到了索菲娅，马库斯觉得她是他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虽然她似乎话不多，但她也不是难以亲近。当索菲娅接受了他的邀请时，他很是吃惊。
几周内他们就难舍难分了，到马库斯要回英国时，索菲娅作出决定，她要放弃学业，跟他一起走。
“我无牵无挂，”一天晚上她说，“我是个孤儿。”
当马库斯表示怀疑时，她向他保证这是真的。
“是的，真是的，我是个孤儿。”她说，“我有姨妈姨父，是他们把我养大的，可是他们在克里特。我去伦敦他们不会介意。”
她没再说什么自己的成长经历，马库斯也没再追问。但是他坚持他们应该结婚，对此索菲娅用不着劝说。她全身心地、狂热地爱上了这个男人，坚信他不会令她失望。
一个寒冷的二月天，是那种到中午浓雾也不会消散的天气，他们在伦敦南部一个婚姻注册处登记了。一份邀请，随意的邀请，竖在玛丽娅和尼可拉斯家壁炉上的高架上好几个礼拜了。自从索菲娅起程离开了他们的生活后，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她。刚开始被抛弃的那种剧痛痛彻心肺，可是慢慢接受后，就成了一种钝痛。他们俩去参加了婚礼，恐惧与兴奋兼而有之。
玛丽娅和尼可拉斯立即喜欢上马库斯。索菲娅再也找不到比马库斯更好、更可靠的人了。看到她这样满意、这样安全，就像他们希望的那样，他们很放心，即使他们想到她因此更加不可能回克里特岛定居了。他们很喜欢英国婚礼，虽然看似缺少了传统仪式。除了有几个致辞外，它就像个普通的派对，最奇怪的是，新娘穿着红色裤装，与客人们并无多大区别。玛丽娅一点英语也不会，以索菲娅的姨妈的身份被介绍给大家，而尼可拉斯，英语说得极为流利，则成为索菲娅的姨父。他们一直待在一起，克里提斯像是妻子的翻译。
婚礼后，他们在伦敦待了两个晚上，特别是玛丽娅，对索菲娅选择的生活城市感到很困惑。对她来说，这里好像外星球，永不停止跳动，汽车引擎的声音、怪物一样的红色巴士发出的声音、密密麻麻的人群一队队经过里面摆着苗条模特的橱窗。在这个城市里，即使你不是游客而是其中的一员，碰上某个熟人的机会也绝不存在。这是玛丽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故乡——克里特岛。
索菲娅即使在与丈夫之间，也开拓了一片秘密与谎言的无人领地。她说服自己，隐瞒，不讲出某事，这与讲假话不同。甚至当她自己的孩子出生后——阿丽克西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结婚后一年生的——她也发誓决不向他们提起她在克里特的家。他们要受到保护，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根，永远不要受过去那奇耻大辱的伤害。
一九九〇年，克里提斯医生八十岁时，去世了。几则简短的讣告，长不到十行，登在英国报纸上，赞扬他对麻风病研究的贡献，索菲娅仔细把它们剪下来，保存好。虽然玛丽娅和他年龄相差了差不多二十岁，玛丽娅只比他多活了五年。索菲娅飞到克里特只待了短短两天，参加姨妈的葬礼。她太内疚了，为失去亲人难过不已。她这才发现，许多年前，十八岁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