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去生产。’有一次，倪光南急不可耐，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大错，柳要追求责任，周晓兰和倪光南大吵起来。周晓兰执意要给一个说法——到底是谁的错。柳传志知道周晓兰的委屈，但他依旧狠着心肠对周晓兰咆哮到：‘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
在柳看来，倪必须被塑造成没有任何瑕疵的技术领袖。
在这期间，倪和柳的配合被中国科学院的领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胡启恒甚至说，“你和倪光南的配合是一个成功企业必须的条件，在许多企业的肠液史中都有过这样的配合，你们已经具备了起飞的条件。”
在联想的1980年代，柳在创造一个属于倪的时代，而倪在这个时代里，享受着一个技术领袖最宽阔的空间和自由，他所站立的位置，就是柳传志本该站立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个阶段：反对倪光南就是反对柳传志。
独行者
在迟宇宙的书中，联想出现倪柳之争更多的是人事上的原因，而非市场和技术，技工贸还是贸技工的不同看法。
在90年代初期，在柳的纵容下，倪的感觉如日中天，所有公司的人事、管理和一切常规的制度都不在他的眼下。
对于这段日子，柳和倪都有清醒的认识。
柳传志说：“只要我能将公司调动得住，为了表示对倪光南的一种尊敬和礼貌，可以将他放在很高的位置上。”倪光南则说：“从1984年到1990年以前，柳传志是全部信任我的，绝对信任我，基本上，我说的他都支持。”
但柳传志的绝对信任并没有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做技术的倪光南毕竟不是在管理上强势的柳传志。
首先对倪光南开始反感的据说是张祖祥——张是联想的创业11人之一，并且曾经是倪光南亲密无间的战友，当年的邀请人中，就有他。
“张祖祥从1994年开始鄙夷倪光南，那时联想要上市，倪光南提出要做董事，联想原定的董事有柳传志，李勤，张祖祥，倪光南的要求令柳传志极其为难，……增加倪光南势必要改变董事会的结构。张祖祥不忍柳传志为难，便将自己的董事名额让给了倪光南，虽然争端以牺牲结束，但他感觉倪光南权位欲望开始增加。不久，倪柳之争就公开化了。”迟宇宙在书中说。
另外一个联想的关键人物李勤和倪光南的矛盾则被认为是无法柳传志再也无法调和的开始。
“1993年，因为研发中心屡屡无法成为‘第三或第二结局’的支撑，投入800多万元的多口卡项目又遭失败，李勤与倪光南矛盾激化。倪光南认为失败原因是‘速度慢了’，李勤则认为管理基础和公司能力不足；倪光南要求继续加大对研发的投入，给技术人员更好的待遇，李勤则认为加大投入也没有用。李与倪的矛盾由来已久，这是一个企业的运营官、部队长与总工程师之间的矛盾，是利润与成本的矛盾。但是倪光南却不这么想。那一年北京联想第一次没有完成营业指标，倪光南便乘机到科学院告李勤的状，罪责是：一、1993年没有完成任务主要责任在李勤；二、李勤不务正业学跳舞。……1994年3月的北京联想已经混乱不堪，总裁室里的矛盾已经激化，明显的两派开始较量，一派支持李勤，一派支持倪光南；只是后者数量上居于完全的劣势。柳传志从香港赶回北京，随后他在北京掀起了‘联想思想大讨论’，以群众运动的形式稳定了局面。
……
倪光南1994年5月3日给‘李总并总裁室成员(呈报董事长)’写了一封信，联想档案中叫做《倪光南关于车队问题给李总及总裁室的信》。在信中，倪光南指责一个叫王威的家伙在车队造谣说：“小侯给倪总开车不安全。”倪光南认为这完全是捏造。
这封信成为导火索，也使柳传志被引入了爆炸范围。
柳传志提出给倪光南换司机倪光南却还是大发雷霆，无疑是向柳传志暗示自己的愤怒。柳传志原本认为倪光南只是对李勤有意见，万万没想到倪光南会对自己有这么大火气，柳传志连夜给倪光南写了一封信。
“看了你给我的传真件，心中非常不安，也很不愉快，处理司机的问题，我表示过非常明确的意见，当我知道他4次撞车，还在值班时喝酒时，我是坚决要求车队将他挂起来的，而且，我要求他们立即换司机给你开车。……进一步讲，我们可以作为生死相依的朋友，即使退一步讲，我们也是君子之交，既非常纯洁，又有很深的感情。你是个君子，但为人很固执，有时也很偏激，当你看谁好的时候，就什么都好，当你看谁不好的时候，又可能觉得这个人处处不好。”柳传志写道，“从我内心讲，我对你是十分尊重的，而且，把能得到你的尊重当作是一种光荣，我把和你的关系放在了10分的位置之上，当然，也可能有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了你如此的不快，把我们10年相处的信任和友谊都一风吹掉，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