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振荣：强项是人才和进取心。我20年前创业时建立的企业虽小，但人才优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强项。
而大陆企业现在最大的弱点是产品创新不足。难道是华人的技术不行吗？微软在北京的研究中心，所做的创新都是世界顶级的。那么，是人才的问题吗？也不是。是环境的问题，是企业缺少一个让他的资源和资金持续投入、不断进步的环境。另外，企业走上国际化路线，才能成长，让最重要、最好的产品在成长过程里少缴学费是要着重考虑的。
许知远：虽然国内市场规模庞大，但过于激烈的竞争让很多中国大陆企业迫于应付低利润竞争，而没有足够强大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和市场开拓。
施振荣：不完全是资金的问题，是创新的问题。我在20多年前已经有了一个想法：除了现有的产品，应该不断有新产品出现。举个例子，就像买保险一样，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攒一点钱买保险。挣100块钱拿出30块钱买保险，但那30块钱当做新的开发投入会带来回报。当你赚到很多钱的时候，你就会想要扩大规模，但加大投入会使利润降低，利润降低就会加大企业的困难。所以，为了改变这样的状态，要一边扩大现有产品的竞争力，另一边要加快新产品的开发与研究，新产品不断出现会带来新的市场扩张力。原来的产品在赚钱，新的产品也在赚钱，企业才会越做越大。就像在挖矿的同时也需要探矿一样。
许知远：你怎样养成这样不断探求的精神？
施振荣：可能是基因吧。这个基因让我在大学里就创立社团，让我做台湾第一台计算器，让我在台湾创立很多第一。人生定位需要自己去做。我对自己的定位是，别人做的我就不做，这个社会不差我一个人去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情，但这个社会差一个人去“探矿”。“探矿”不能光凭理想，而要有务实精神。“探矿”的过程中，很多人在没有指望时就会停下来，有多少人会继续投入资源呢？我会先找一些小的矿去开采，去赚钱，等有了很多积累、有了资金后，我再会回来继续“探矿”，反正还没人发现它。
许知远：30年来，台湾的政治和形势的变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施振荣：20年前的情况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大学毕业后，没有很好的职业提供给我们。很多人去了美国，我在这边和朋友一起“探矿”，也可以做到不愁吃喝。现在情况不同了，“探矿”的人很多，很多高级知识分子都来“探矿”。其中有些人不自量力，结果死掉。面对这样的情况，企业应该转型，过去的一些模式和想法都会变成包袱。人多是包袱，设备太多是包袱，我们应该放下这些包袱，企业不断转型才能进步。
许知远：谁是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探矿”人？
施振荣：在认识的几个人里面，我认为柳传志、杨元庆、李东生、张瑞敏是这样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他们的经营理念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们一方面要做好中国大陆市场，另一方面还要有自耕精神，这一点做得比台湾企业家好。
大陆企业家现在已经做得很成熟，但单考虑大陆的这一块市场，再怎么做也不会太有效，也会有约束。他们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也要探“新矿”。所以，海尔也做电脑做手机，但它却离开了原来的核心业务。当然，大企业拥有很多财力时，什么都可以做，但探求“新矿”要有一个正确的理念，要有一个好的管理。三星很国际化，他们什么都做，但他们也是被逼出来的。在1997年亚洲危机时，三星放弃了汽车，着力发展电子、手机和电视机，这种做法很独到。
许知远：那么，企业应该保持怎样的规模呢？
施振荣：企业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企业的最大价值应该是为相关者——投资者、员工、供应商和经销商做出最大贡献。企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资金和人。企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重要的是成熟度。企业太大，会比较沉重，太小了又缺乏竞争力。
许知远：在十年以前，人们不会像现在这样谈论华人经济。你对此怎么看？
施振荣：在早期，无论是在台湾、东南亚，还是中国大陆的华人企业，都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华人有一个统一意识，那就是儒家思想，就是如何聚集人才，聚集一些好的人才并合理地分配他们去“开矿”。李嘉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他把握了一些“探矿”的机会，请别人来参加，这都是华人成功的原因。
在东南亚和台湾有一些华人的失败，其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他们的很多资金是借来的，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时，这个问题就比较突出。华人企业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主要因为华人喜欢控制权，尤其是控制股权。企业发展就要扩充资金，有时候需要向银行借钱扩充资金，如果发展顺利就不会出问题，但如果不顺利，企业的发展会陷入被动状态。
现在，很多华人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在逐渐参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企业做得好，可以向资本市场借钱。资本市场的钱和贷款不一样，资本市场是自己的钱，股东如果没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