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电脑，当时的电脑主机像一栋大楼一样大，绝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盖茨父母一商议，就联合另外几个学生的家长，一起合资，买了一台中型机，捐赠给学校，专供盖茨、保罗这批学生学习电脑使用。如果没有这段往事，那里来的后来比尔和保罗在哈佛大学的广场上捡了一本旧杂志，受到启发然后搭档创业的故事。更何况盖茨创办微软的时候，也拐了他外公一百万美元，也还要靠他母亲出面，打通关节四处张罗。所以如果盖茨没有这样的出生环境，换成一个和他一样聪明的哈佛退学生，未必能折腾出后来这么大的动静来。
盖茨是有父母荫庇的人，他的成功道路，就不能算是一条普遍性的道路，也就因为缺乏了他自身在其中挣扎选择的过程，而显得不是那么动人。另一个著名的老愤青就不一样了，1955年5月24日，一个不愿被父母接受的婴儿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市，这个弃婴被收养者取名为史蒂夫·保罗·乔布斯。1972年乔布斯自作主张进入了学费昂贵的俄勒冈波特兰瑞得学院，但一个学期后就退学回家。但是后来，乔布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走上了一条和盖茨方向相同而道路不同的事业道路，而他也被人称为“改变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人。这么说当然是夸张了，乔布斯更广为流传的外号是“坏孩子”，他离经叛道，他和一般成功的企业家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他脾气易怒暴躁，性格不可捉摸。不过，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中，他的这些行为，属于“有型”，而不是愤青。他年轻时候的荒唐举止，后来化身为地球上所有时尚、先锋人士最热衷的一种工具——苹果电脑，成了产品的气质，也成了一家公司所有利润的根源。这一转变，对于纯愤青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心理打击，但是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象乔布斯一样的穷人家的孩子想发达，光光愤怒是不行的，会利用愤怒，在愤怒中寻找机会，甚至将愤怒的气质灌注在产品中去赚更多的愤怒的人的钱，那才是如今商业之正道，这和范蠡的良相之道、刘邦的帝王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
博弈爱好者的选择
范蠡开始从政那会儿，吴国和越国两家之间正不断打仗。吴国在今天的苏州，越国在今天的绍兴。范蠡从政的十几年，其故事主线就是江苏人和浙江人之间的这出双城记。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听说吴国磨刀霍霍，随时可能大举进犯越国，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爱国者导弹什么的，所以勾践就想先发制人。然而范蠡认为这样做没把握，马上跳出来反对出兵伐吴。勾践不听，调动全国精兵进攻吴国，结果大败，又被吴军团团包围。勾践痛不欲生，想先杀了老婆儿子，再和吴王决战，死磕到底。
范蠡此时的提议暴露了他其实根本从本质上就不是个愤青，愤青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往采取和勾践一样的解决方式，而范蠡所考虑的却不是意气，而是利益，是在不利环境中选择一条对自己最有利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似的斗气行为。范蠡当时就说，死拼不是办法，在当时的状况下，唯一的途径是保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就派文种前去乞和。第一次求和不成功，就回来装上贿赂美女，再次前去，最后靠摇尾乞怜感动了吴王夫差，暂时保住了越王室的性命。
但是，作为保命的一个重要条件，越王勾践答应自己亲身去吴国当人质。春秋战国的时候，诸侯国林立，互相送人质的情况也很普遍，但还从没有过一国之君自愿去当人质的。这个和谈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范蠡的设计。吴国把越国打得一塌糊涂，范蠡的老板，也就是越王勾践，被逼到差点自毁家门。此种情势之下，越国实际上已经破产，勾践作为一国之君，因为自己不听范蠡劝告而导致惨败和灭国的危险，是要负很大责任的，因此他威风扫地，在自己的大臣面前也丢尽了脸面。尽管勾践也是个有血性的人，按说不至于自觉自愿的去给人当家奴，但是他作为国王的权威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别无选择，只好乖乖的听大臣的话了。而范蠡曾经是个衰贱的愤青，有幸被挖掘到越国的小朝廷当官儿，如果没有吴越之间的战争，也许他也就是一个勾践内阁里的高官而已，正是因为越国面临被灭亡的危险，反而给了他出头的机会。在这之后十几年里，一直到越国重新崛起，灭掉吴国之前，勾践朝廷里实际上一直是范蠡说了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国打败越国，带来的是越国内部权力结构的急剧变化，勾践作为原来的大老板，被边缘化了，甚至被当成了政治棋局上的一个棋子来使唤，而范蠡本来是属于管理层，却异军突起，窜为真正的幕后决策者。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勾践为什么会对范蠡言听计从，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去给夫差当奴隶，以及后来范蠡为什么急流勇退，化名潜逃。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吴越的战争暂时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吴国大大地占了上风，而越国惨败。但是对于范蠡这个因缘际会，从一个中层管理人员在火线上被提拔为策略委员会主席的人来说，博弈才刚刚开始。
博弈这个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被广泛地利用过，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