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上海锦江饭店只有5分钟步行路程的卢湾区巨鹿路菜场。四年前他曾来过这里。这个露天菜场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到9点。菜场出售的产品是前一天晚上从郊区的人民公社运来的，有蔬菜、鱼和肉类，价格也比较便宜。在露天菜场中还有些卖油炸食品的店铺，不过这些店铺都是归上海商业局管辖的国营店铺，同一种产品的价格，无论在哪家都是一样的。
宫崎把这年的价格和他上一次所记录的1975年的价格做了对比，发现除了猪肉有稍许上涨外，其它商品的价格不是相同就是反倒有些下降。
实行票证制的商品价格，对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完全相同的，煤气费和电费也没有区别。但是，水费的差别就很大。一个住在北京的外国人家庭每人每月需要支付的自来水费是5块6毛左右，但普通的中国家庭，每人只要5毛钱。对这一点，当时“有关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外国人用水量大。但尽管如此宫崎还是觉得“对外国人另有价格系统也是价格高的一个很大的因素”。
各地的“友谊商店”和国内航线机票也对外国人实行较高的价格制度。宫崎在南京下榻的中山宾馆，房费已经比当年6月1日前上涨了一倍，一天是25元。北京饭店的啤酒也涨价了，原来只要4毛8分钱，现在是9毛一瓶。其它的旅游费用也大幅度地提高了。
宫崎还向我们提供了对研究当时的市场营销环境很有意义的数据。他在日本《东洋经济》的一篇名为《从物价看到的中国的‘现代化’》的文章中写道：上海繁华的延安东路上树立着日本航空公司的巨幅广告，南京路上还有更大的东芝公司和三菱汽车公司的广告牌。
宫崎留意到了这些广告牌的价格。5×5米的广告牌的半年价格是7000元，5×7米的大广告牌的半年价格是14000元，如果在比较繁华的地段，价格则要上涨到17000元每半年。霓虹灯广告的价格是半年4万元，橱窗展示的价格是3个月7000元。在报纸上登广告，因报纸而异。占用一栏1厘米，一次为42元；电台商业广播1分钟200元；电视广告1分钟8800元。（这个和美国人所调查到的1分钟1680美元有些差异，1979初年美元和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1：1.58）
宫崎认为中国实行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的两套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赚取外汇。中国国内一般群众不购买的奢侈品——有名的端砚、翡翠、白檀香扇和书画古董等等——都在承担赚取外汇的任务。而正在努力发展的旅游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北京饭店的休息厅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休息室已经改成了土特产的出售处，出售玉石、象牙制品和中国刺绣。在正门内侧左右两边的隅角，也开始出售蜂王精等营养药品，北京和天津的地毯在这里也有得卖了。
不仅如此，出售毛泽东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地方也做了改革，成了卖威士忌、白兰地这些洋酒和外国香烟的小卖部。这是中国至建国后第一次出售外国产品。出售洋酒和外烟是从这年的3月份开始的。友谊商店、国际俱乐部这些地方都有这些东西了，但是按照规定，只能使用日元、美元或者中国银行发行的外汇券。
（中国银行1979年发行的50元面额的外汇兑换券）
但是吃饭还是比较便宜的，哪怕是对外国人。一顿有汤、烧肉、甜食、冷饮的午餐在五星级水准的饭店大约需要5元，而且不收服务费或者小费。不过其他的确是涨价了，理发以前要1块2毛，现在是2块7毛，外交官们的房租也在1978到1979年间涨了2倍。
这一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是44元，但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今后几年的工资是会加上去的。
官方开始为这种涨价做舆论准备。“按质论价与发展新产品”就是其中的一种说法。中国当时市场上日用品中的新产品是比较少的，许多产品甚至是十多年、几十年的老面孔。官方认为这和价格体系有关。当时的制造业是不参与定价的，而是由商业部门（国营的批发业）负责，这样就造成了产品好坏或者销路好坏与价格无关的情况。
永久牌自行车是当时的名牌产品，十三型是当时很好卖的一种车型，但这种车型的成本要比一般的平车高15元，工时也要增加一倍，但出厂价只高21元。工厂为了完成利润任务，只能多安排生产一些平车。缝纫机也是如此，一些厂家如果要生产受欢迎的新产品，反而会导致减少收入。
这种价格和分销体系造成的问题就是导致了工厂只愿意生产成本低、产值高、利润多的产品，但这些产品又是大路货，销售并不好，从而导致了积压。上海第一百货曾对41类轻工产品做过统计，1966年经销的品种是1439种，1977年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86种。
中国当时的分销模式叫作“统购统销”、“统收统支”，商业部门不管产品好坏，统统包销，这种做法所导致的问题在1979年已经开始严重起来了。价格需求曲线无法体现，市场里买不到好产品，工厂也不愿意生产急需产品。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