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义男有个从东京外语大学学中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同事，中文很不错。他是1979年小船义男中国之行的同伴。他显然是把日本人的电话问候用语带到了中国，有天早上，他想打个长途，刚接上总机（那时候中国的长途还不能直拨，必须由总机接拨），他习惯性地说了声“早上好”。结果，电话那头的女电话员马上回了一声吼叫“想干什么？”这一喊吓得他马上挂上了电话并连声问小船“我说错了吗？我不能问好吗？中国人不说早上好吗？”看着这位可怜同事又吃惊又伤心的样子，小船无言以对。许多年以后，当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把“你吃了吗？”都改成“你好”的时候，当打开电视，甚至满世界的电视广告上都是“早上好”、“Good Morning”的时候，不知道今日的小船义男又会有何种感想。
但至少在当时，这个在小船心目中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这个勤劳、勇敢、智慧而又有高度文化和修养的伟大民族的服务行业，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服务员还有一个更坏的习惯，就是喜欢时不时地进入客人的房间。送开水或是有点别的什么事，他们不管有没有得到客人的允许，就会“咚咚”两声便推门而入，甚至有时候还是不声不响地进去。但1979年的北京饭店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外国旅游者终于发现了“请勿打搅”的中英文牌子，可以让客人随意挂在门外的把手上，这一点已经和国外的饭店一样了。尽管这样的饭店不多，但外国旅游者还是看到了事情在向好的方向转变。
中国的饭店此时大多数还不能客人自己锁门，起码服务员可以从外面自由地开进来。北京饭店虽然是个例外，但天津的饭店、上海的饭店这些都没有锁。上海的饭店是一层一把万能锁，但是服务员为了自己的方便却总是不上锁。
中国一些大城市的饭店此时已经有了不错的硬件设施，而且容量也颇具规模。但有意思的是，每座饭店却总有不少房间是留给工作人员居住的。这些涉外饭店已经开始招待“内宾”了，然而大多数并不是国内旅游者，而是参加某些会议的代表或是高干。
饭店的一些细节显然也不能达到国外旅游者的要求。北京饭店此时刚装修了新楼不久，设备是一等的。但是其它的饭店就差远了，灯光太暗，大多数装修也很陈旧，有些盥洗室的池子、水龙头也已经破损，甚至有些饭店的电话根本无法打。1979年到中国的外国旅游者怀疑这些饭店的床单和毛巾也不是天天换的，而且还是在没有冷气设备的炎热夏季。
餐饮也不能令人满意，即便是最高级饭店的餐饮部，做的菜也常常不合客人的胃口，那时候大多数的牛排也是嚼不动的。吃饭需要用又粗又长的筷子，这种筷子被日本旅游者叫作“准长沙式筷子”，小船义男颇有点傲慢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使用这种筷子的人只能是粗汉和叫花子。在使用“准长沙式筷子”的同时，这些旅游者还只能用脏兮兮的桌布和有缺口的碗碟杯盘。
此时出租汽车已经出现了，北京的出租汽车用的是日本的丰田轿车或是国产的上海牌。出租车司机的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只要他们在上班。但在他们快下班或是要吃饭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在这个时候想要叫车颇有点像今日的中国大城市上下班高峰同时也是出租车交接班高峰的时候。“时间长了可不行”，“我还没吃饭呢”，“晚了就没有饭吃了”，这些出租车司机不管你是谁，都会掉转车头，一走了之。
这时候还很少有旅客指南，无论是饭店设备、出租车使用或是游览场所都很少有资料。一个初到中国的人，仿佛进了无门之林，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
娱乐生活在1979年是贫乏的，电视机在中国仍然是奢侈品，除了北京饭店外，其它很少有饭店配备了电视机。来中国时间长了的外国人一到晚上就不知道如何打发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聚餐喝酒，甚至早上也猛灌啤酒。此时还很少有外国人愿意到中国来常驻，甚至一些常驻的人还因郁闷而患上了“北京病”——一种当时因为无聊而产生的情绪。但若干年之后，这些外国人的工作就会变成一种美差。
香港人开始关注中国大陆的宾馆业市场，就在这年的1月，56岁的香港商人霍英东开始与广东省政府接触，他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他投资1350万美元，由白天鹅宾馆向银行贷款3631万美元，合作期为15年。这是建国后第一家内地与香港合资的五星级酒店。那时候的霍英东最怕的是大陆“政策突变”。但是，当他2006年逝世的时候，遗体上覆盖着的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他的最高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副主席。
广告来了
在上海工作的丁允朋肯定想像不到，他一篇小小的文章会对中国广告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多年后他的一系列广告著作的影响力，都远远比不上1979年1月14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一篇篇幅并不长的《为广告正名》。这天离中国传统的春节只有2周的时间。
1964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的丁允朋这年38岁。从1964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