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好的妈妈’，‘左撇子女王’。还有，她在一些信封上写的字体看起来也是像个左撇子所写的。”
“但那枪是在她的右手上？”
“是在靠近她右手的地方，”法罗纠正道，“而不是就在她手上。不管怎么样，射击残余物的鉴定结果有可能在她是否开过枪这事上给我们一个更好的调查线索，但这些结果在短期内是不会出来的。”
“好的，伦，谢谢你。”格里斯基阴沉着脸说，“好的，谢谢你们大家。有任何新的发现和线索，我都想听听。”
格里斯基不打算加入这种吵吵闹闹的猜谜游戏，但这个最新的证据使他更进一步确信了自己从一开始在对案件定性方面的正确性。卡拉马卡姆的死根本就不是自杀，她不会开枪杀了那只狗，或者她十几岁的孩子。
这就意味着有人杀了她。他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她死的那天给凶杀案组打的那个电话让人觉得，她知道或者说是怀疑到了杀她丈夫的那个凶手。
格里斯基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手指在办公桌面上叩击着，努力让思绪从这个不成熟的推测中摆脱出来。他告诉自己还没有把情况了解得足够清楚，无法得出一个符合实际情况的推论，更别说是什么结论了。
不过有一个想法在他头脑中去挥之不去。如果真是有人杀了卡拉，他确信那人也就是杀她丈夫的凶手。他不明白杀这个妻子的动机是什么，不过他也没必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已经想到了有充足的动机、手段和时机杀死这个丈夫的嫌疑对象。
该是想办法找出他的时候了。
肯森下班到家的时候，发现探员格里斯基站在自己家的前门处，缩着头躲避雨水。他客气地打了个招呼，脸上现出疑惑之色。“我想哈迪先生已经取消了这次会面。”
格里斯基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通常，在他们的委托人有罪的情况下，律师不愿意让委托人跟警方谈话。他告诉我你想跟我们谈谈。”格里斯基没有强人所难的意思，“我认为这样我们彼此都可能少费些时间，事情就是这样。”
寻思了片刻之后，肯森甚至没有向他要一个正当理由，就请格里斯基进了公寓大楼。他住在上菲尔莫尔区一个叫阿尔塔的露天停车场对面的一套经过改建的两居室的公寓房里。公寓楼是一座古板而老旧的三层式建筑，有引人注意的传统的高高的天花板，外露的黑色梁柱，硬木铺就的地板。一扇巨大的、突出墙面的窗户被分成了三个方格，装有旧式的水玻璃，从这儿可以俯瞰那个停车场。格里斯基停下来，站在窗前向外看了一会儿，说了说外面的雨势。
几分钟后，就在他烧水为上尉沏茶的时候，门铃再次响了起来。开门后才知道，原来是曾和他在马卡姆家屋外说过话的探员布拉科，另一个男人自我介绍说是菲斯克。他让他们俩都进了屋，问他们是否需要喝点什么。
格里斯基出门时已经随身带了一部便携式摄像机和一台小型磁带录音机，并把录音机放在了厨房的餐桌上。当那盘录音带开始转动时，关于此次录音，他再次告诉肯森——就像他在门阶上说的那样——他从与哈迪先生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位医生想私底下接受警方的访谈。“当然了，你可以拒绝这次谈话，”他继续以友好的方式说道，“或者把这次见面推迟到哈迪先生出面的时候。但我们知道你有多忙。说实话，我们都一样。正如我在楼下说的那样，我们只是认为在办案的初期，这样做更易于把事情办好。”
肯森点头表示同意。“这也是我对哈迪先生讲过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隐瞒。”
但是这个做事有分寸而又谦恭的上尉想再次确认这一点，他补充道：“你确信你不需要哈迪先生在场吗？”
“是的，这样很好。我认为不管怎么说他都有些小心过头了。没关系，他在不在这儿都不会影响到我要谈的内容。我不介意。”
“谢谢你。”格里斯基十分诚恳地说。他清楚他正在让肯森在自己的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谈话，而且这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正当的。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属于嫌疑人的，而不是他的律师。肯森可以选择保持沉默，但同样他也能够决定自己是否开口。“我们对此十分赞赏。”
他让肯森在摄像机前坐了下来，打开它就算开始了。“那么好的，医生。三二一，开始。这是上尉亚伯拉罕格里斯基，来自旧金山警局，警徽号码一四四……”他继续进行着一长串例行的陈述，确认了案件编号，他的证人，他们是哪儿的，别的在场的人。最后，格里斯基快速扫了一眼他的两个助手。他翻开摆在他面前的放在桌上的一本黄色记事簿，粗略地看了一下，随后就仔细琢磨了起来。“肯森医生，”他开始了，“你签过马卡姆先生的死亡证书吗？”
肯森面上现出了沮丧的神色。他明白他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是的，我签过。尽管像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的签字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在验尸房，就此案而言，它所作出的结论可能被法医推翻。”他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