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这样的性格悬疑。我之前也说过作品的游戏性，要是日本年轻作家的话一定会做得很极端。爱伦·坡以后，欧美作品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是英语语系的人，对话与描写的文字给人一种特有的美感，可以将对人生、社会的视角很自然地展现出来，在不失掉文学性的同时，将整部作品维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但是，这就和棒球是有规则的一样，为了使杀人事件与推理这样的游戏常态化，科学的搜查手段及推理材料的收集，这些元素早在19世纪就被作为规则固定下来了。指纹的检验、血型、足迹、靴子的形状、毛发等微小物品、当事人的笔迹与声音的录音，这些都是19世纪当时最新的科学。当然就现在的科学和法医学来说，就不仅限于此了。在这个电脑数字化的时代，DNA遗传、内脏克隆及人体器官移植，以及很多器官技术使得物理性的认证手段并不局限于指纹认证，而转向视网膜、手的纹路、静脉网、声纹的识别等方向。同时，犯罪的一方也会对这些最新的科学成果进行利用。21世纪，灵异事件的出现地点不仅仅是古老的住宅，还有可能是最新的脑科学医院。制造神秘现象，不一定非要准备很大的道具，利用人脑内部的一些特殊构造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过去的悬疑作家，刻意回避着作品的“游戏性”这样的命题，为自己的懒惰寻找借口，将利用最新科学成果进行写作的重任全部交到SF作家手中。当然每个人不同，他也有选择这种方式的理由，但是一味否定别人这样尝试的行为，是会造成这一写作流派走向没落的。我想以身作则，以后向着具备“游戏性”的作品的方向努力。我近期的这一类作品，有《好莱坞凭证》，短篇有《伊甸的命题》和《人与兵器》。
属于包含幻想元素的作品。我准备以后多写一些这样的作品。
关于御手洗洁
Q：您作品中的御手洗洁，被描述成了一个十分有个性的侦探。您能跟我们说说这个人物吗？
岛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日本社会，生活越来越辛苦、儒家的上下级意识强烈，我们对年轻的一代或者无资格的人，没有高学历的人抱有一种不必要的冷漠态度。作为一个人应该具备的幽默的感性认知丧失殆尽。在这样的社会中，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给已经趋于麻木的大多数人带来一丝暖意，使他们的生活增添——哪怕只是一丁点的乐趣呢？出于这种考虑，这个人物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这个人物，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的。我认为我在塑造人物时受到了周围很多亲友的影响。但他也并不是现实中的日本人，他又有一点我喜爱的美国电影中人物的影子。于是便诞生了这样的复合产物。然而他的灵魂，应该是传统英式作品中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吧。关于他的系列，如果从其初期一直读过来的话，会有更好的感染力。
Q：我们都知道岛田先生喜爱福尔摩斯，他对您的影响是怎样反映在您的作品中的？
岛田：御手洗洁这个人物的设定，受到了福尔摩斯强烈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幽默感的部分、一些小的怪癖、对骑士精神和公正意识的信奉、对待女性的态度、有男子气概、对科学有信赖感、对最尖端科技的学习从不懈怠之类的。但是这些元素都不是我刻意安插在他身上的，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然的流露。这可能算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初期的时候，有人批判我说刻意模仿福尔摩斯，尤其是在短篇之中。我要说的是，在短篇写作当中，也要有一定演出的成分。我写作的方法是和柯南·道尔有些类似，但是福尔摩斯不是也和爱伦·坡的杜平相似吗？但凡侦探的短篇，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在写短篇的时候，因为无法抵抗自己内在的东西，于是想不如写得像福尔摩斯一些。基于我自身对福尔摩斯的喜爱与了解，于是也有自信写出来与其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要说理由的话，应该是支撑作品最核心部分的考量，是完全不同的。这在写长篇的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一些。因为写作品时的动机完全不同。我最近的作品，将舞台扩展到了世界各地，之前充当“华生”存在的角色离开，以最新科技为主题。这些都与福尔摩斯的设定有质的区别，这是一目了然的。也请台湾的读者们细细品味。
Q：从开始，御手洗洁开始了新的系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您就开始向新的风格转变。这一时期主题的筛选，创作的理念、构架的经过，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完成了这样的一部长篇呢？
岛田：不只在写的时候，在写《秋好英明事件》《卧龙亭事件》时都以“在体验未曾体验过的丰富的故事性的同时是否可以维持本格的框架”为命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实验。
从新本格诸多作品来看，不同于本格作品，游戏性已经成为要素，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于是，作品内部世界的展开变得越发奔放，承载的内容增多，造成维持框架变得困难起来，会让人产生脱离了本格作品的感觉。我认为写作时要有一定规则，就如同棒球，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使着同样的道具，在场地中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