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与IMF一道进行以下努力：
设立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
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对冲基金设立常规的监管制度；
在2009年底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监管审核；
设立对企业高管的薪酬和独立董事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管。
什么是金融稳定论坛？该论坛最初是由G7财长及包括IMF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代表组成的一个组织松散的团体，向G7汇报，成立于1999年，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大经济体间的金融监管。峰会同意金融稳定论坛应在2008年建立一种全球宏观经济的预警体系。我们还需要等待金融稳定论坛出台具体的计划，才能评估这项改革。由于近期金融稳定论坛和IMF之间出现职责重叠和竞争现象，所以需要明确划分二者的职责。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似乎也将参与金融稳定论坛计划的拟定。
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监管机构的影响力究竟能有多大。如果金融稳定论坛警告华盛顿的政策缺乏可持续性，华盛顿是否会接受？换作北京的话会接受么？可能不会。这是国际组织存在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它们可以提出建议，但很少能持中立立场，亦不能强制推行其建议。因此，还需要经过大量复杂艰苦的协商谈判才能创建一个新的监管框架。例如，我们能否建立一个监管对冲基金的全球性框架，既满足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好，又满足法国和中国政府对抑制投机行为的需求。如果不能，是不是所有超出框架性原则的协议都缺乏实际用途？我们只能等等看了，但你可别抱太大希望。直到2009年11月本书付梓前夕，这一问题仍未进一步明朗。
那么，谈到全球金融监管，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IMF改革。
变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坐了多年冷板凳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将IMF重新推到聚光灯下。2007年前，由于没有国家借钱，IMF没有利息收入来维持运行开支，甚至不得不裁员。IMF还需要重新思考它真正的角色定位，它作为国际“消防员”的角色似乎日益淡化，在“无火可灭”的尴尬境况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一些批评者甚至建议开掉这个无所事事的“消防员”。这种状况在2008年发生了明显转变。随着世界各地危机险情频传，IMF开始忙碌起来。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本次金融危机对IMF资金状况的影响。IMF需要扩大规模。但同时，IMF该如何运作也是热议话题。中国等国家认为自己在IMF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因此，期望变革。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投票权比重以及高层职位。但还有一些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搞清。下面我们就从细节问题入手来分析IMF的改革。
IMF的投票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很少有人能搞清其中的细节。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说过“世上有两物，爱好者不应去观察其制作过程。一为香肠，一为法律”。这也同样适用于IMF投票权问题。
大致来说，投票权是这样决定的。在二战后成立之初，IMF按照各国GDP、贸易总量及其他一些因素分配各成员国的投票权。将这些因素放入IMF投票权计算公式求出每个成员国的投票权份额。但此后，世界格局显然发生了变化。爱尔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于法国、德国等邻国扩大。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经济增速较美国和欧洲要快得多，希望得到更多话语权。但同时，尽管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变，但美国仍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占全球GDP的30%，不过其投票权份额仅约为17%。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控制着32%的投票权，是目前为止投票权比重最大的经济体，所占份额相对于其经济规模来说过大。但任何经济规模相对缩小的国家（如比利时、卢森堡）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投票权。而如果一些国家要得到更多的投票权，必须有另一些国家削减自身的投票权。因此，重新协商投票权份额将是一个极富政治性的进程。
同时，除经济规模因素之外，许多国家对于美国享有的否决权颇有微词。美国拥有16.77%的投票权比重——这听起来很高，但如果考虑到美国经济规模占世界总产出的30%，就会发现美国的投票权比重已少于其本该拥有的比重。为了弥补美国较低的投票权比重，美国在IMF享有否决权。按照IMF规则，任何重要提案或改革都需要获得85%的投票权才能通过。因此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享有“一票否决权”。如果像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希望的那样，让美国放弃其否决权，就需要分配给美国更大、更公平的投票权比重。而更多的投票权从何而来？
历经多年的谈判协商，2006年IMF成员国通过了一项投票权改革提案。这是自IMF成立以来首次对投票权进行改革，但影响甚微。发达国家仅放弃了2.6个百分点的投票权，还远远不够。中国的投票权比重从2.98%提升至3.72%。许多国家抱怨欧盟阻碍了投票权改革的进程。由于这项改革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所以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