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
而且，由于税收规则的变化，税后收入的不平等也加大了。小布什时期以来，富人得以将更多财富留在手中，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1%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当然还有州所得税税率的调整）。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这也是当今美国面临的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此举造成财富于几代人间聚集在富裕阶层，从而维持着不平等局面。这意味着富爸爸的孩子比穷爸爸的孩子更有可能干得好，相当于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大。
里根减税，老布什和克林顿增税，小布什再减税，收入不平等不仅体现在税率水平上，也渗透进文化中。以上我们了解到的资本家得到更多收入的事实印证了这一点。以多种方式衡量，当今美国的社会流动性（你的孩子强过你的可能性）低于欧洲。在美国，孩子能否进一所好学校更多地取决于家长的财力和教育背景。孩子未来收入的高低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父母的收入。社会流动性——让一个贫困家庭里出来的黑人成为总统的魔力，也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发动机之一——正面临威胁。
克鲁格曼教授和奥巴马总统为什么想实现全民医保？
因此，克鲁格曼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大不是由技术革新、移民或者与中国或随便哪个国家的贸易造成的，主要是由税收政策和其他政策促成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欧洲也一样和中国开展贸易，也发生了深刻的技术革新，却没有出现美国那样迅速拉大的收入失衡。
克鲁格曼的对策是恢复罗斯福新政的一些重要元素。在他的规划中，医疗是中心，因为他相信医疗保障能够对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带来直接和重要的改善，尤其是对低收入家庭和失业者。
构建医疗体系的复杂程度众所周知，想必中国的领导人在这几年重建医疗体系的辛碌中对此深有体会。这里，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医疗体系的运作模式，以及克鲁格曼给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怎样的改进建议。想必这是中国感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医疗体系面临的一些问题与之有着惊人相似。比如，看病都很贵，低收入者求医都很难，体系改革均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
美国纳税人只有到65岁以后，才能进入医疗补助（Medicaid）项目，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医疗。另一项政府项目医疗保险（Medicare）则只惠及一部分低收入家庭。其他人不得不自掏腰包购买私人医疗保险，或参加雇主医保计划，那些没工作或没钱购买保险者——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5%——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因此，那些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很可能过着不够健康的生活（健康是与财富联系在一起的），要向私人医保机构缴纳较高的保费。
紧急情况下，医院有义务对每一个人实施救护和治疗，但仅限于紧急情况，在美国一些城市，流传着医院付钱给救护车，让他们不要把没钱治病的病人拉到医院的骇人传闻。一旦不幸发生疾病，无医保者必须支付一大笔钱。
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失业是巨大的麻烦的原因——不仅失去了自己的医保，而且可能丢掉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并且，由于相关费用上升，雇主也在不断压缩雇员的医疗保险支出。1950年医疗保健支出在美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为5.2%，到2005年上升为16%。这意味着，即使你有工作，也未必能享受医疗保障。
缺乏普遍覆盖的医保，使得美国在富裕国家中显得十分另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政府以税收或保险承担大部分的医保费用。具体提供医疗服务的既有公立医疗机构也有私人机构。也有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做法，即政府既以税收支付医保，也提供医疗服务。采用后一种模式最典型的是英国，被称为“全国健康服务”（National h Service，以下简称NhS）。身为一名英国人，我可以走进任何一家诊所或者医院享受免费诊疗。全国范围内NhS提供的医疗服务质量差距很大，存在多种不同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就医（住院）等候时间过长广受诟病。自1997年以来，工党政府加大了对NhS的资金投入，大幅提高医护人员薪酬，但很多人觉得医疗服务质量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明显改善。经济状况较好的人在医疗保险税之外仍然购买私人医疗保险。这样在发生疾病的时候，通常可以得到比NhS系统快得多的治疗。
尽管也存在很多弊端（NhS作为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出现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很重要的一个好处在于，任何人，不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能够得到一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再者，这一保障不与是否就业挂钩，也无关你所在的公司是否是医疗服务机构的会员，也不在乎你是否为英国居民。这是英国社会倡导并培育机会均等理念的最有力的方式之一。无论你生在何种家庭，都有机会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这一体系的很多批评者认为，由政府来运作医疗体系必然导致效率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