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此相互买卖配件和原材料，这就是产业内贸易。当某美国企业与某欧洲企业开展贸易时，它们贸易的产品通常出自同一行业。这一贸易并不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因为欧洲和美国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资本和劳动力，而是出于其他原因。
它们之间仍然进行大量贸易的原因在于，两地企业的发展状况不同——出于历史、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因此，它们具有不同的技术，不同的专长，不同的文化结构。背后的原因之一是规模经济。一旦某一对外贸易活跃的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它将比其他地域的条件与其相当但缺乏经济规模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位于其他地域的类似企业可能不仅输在国外市场上，同时也输在国内，意味着等待它们的只能是倒闭。也就是说，二战以后，贸易不再由比较贸易理论驱动。
克鲁格曼创建了一个模型，显示当产业内贸易在整体贸易中占据主导时，收入再分配受限。“International tradeand Income Distribution：A Reconsideration”，1979，换言之，低端劳动力的工资相对高端劳动力不再下降。事实上，克鲁格曼发现，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贸易双方的劳动力都能获得较高工资，没有哪一方的工资相对哪一方下降。大家都从贸易中受益。
克鲁格曼相信，近30年来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极大增加——2006年美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超过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进口占美国GDP的比重自1989年以来增长了一倍。尽管实际规模仍然不大，但不可忽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给其他国家制造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同样也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价格下行压力。
所以，产业内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降低，同时劳动力和资本配置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额扩大，传统贸易理论就应该能发挥作用了，美国低端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也会相应下降。
然而，这样简单的推论是有问题的。看看美国从中国手中实际买了什么，你会惊奇地见到高科技产品，大部分是电脑、Ipod以及其他电子产品。在这里请记住丹尼·罗德里克的发现——中国出口的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相类似。当然，中国出口中还有大量的服装、玩具和简单的塑料制品，但是，外部世界对华进口的平均附加值相对提高了。这是传统贸易理论未曾预言的。中国本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又引起了一个新的问题：当中国显然不再挖掘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始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时候，美国低端劳动力的工资怎么还在下降？
克鲁格曼透过对相关产业内部的透视，解决了这一明显的矛盾之处。他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认为中国可能在这一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供应链中处于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小环境中。这一行业的企业在最后的装配中使用中国劳动力，将资本或技术密集的工作留给上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或美国。他指出，例如半导体行业中，晶圆（指硅半导体积体电路制作所用的硅晶片）生产厂家基本上仍然位于发达国家，而更为劳动密集型的、处于产业链下游的芯片生产则在中国等地完成。电视、Ipod等行业也莫不如此。其结果是，鉴于中国在很多行业的产业链中所做的只是提供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便宜的装配地点，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对于美欧劳动力的工资应该没有产生大的冲击。
但是，由于中国同时也在开发中低科技含量的产品（如汽车配件），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工资吗？
细看美国工资
这里我们请出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劳伦斯教授，他对美国工资数据进行了极其细致的观察。Blue Collar Blues，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download able from
www.iie.com，他发现美国大多数工人的实际工资（指经过物价因素调整之后的工资水平）自2000年以来根本没有增长。2000～2006年间，美国私人部门实际工资增速只有2.1%。对蓝领工人来说，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缓慢的工资增速的延续。相形之下，对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劳动力来说，这是个新现象——1980～2000年间他们的实际工资获得较快增长。与此同时，部分劳动力，即收入最高的那一部分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更快。这一点非常奇怪，因为根据同样的数据判断，几乎所有劳动力的生产率都在提高。理论上生产能力更强的劳动力应得到更多的工资。因此，有一些事情不是简单相加那么简单。生产率普遍提升，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工资增长？该谴责中国吗？
劳伦斯没看出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但在此期间，美中贸易增长非常缓慢，双边贸易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