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势头甚至盖过了美国对华进口。创造出了谁的就业？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的工程师，精密工程仪器、农业风力涡轮发电机和污水处理设备的制造企业。美中贸易甚至还创造了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工作，他们经手了中国企业在纽约证交所的IPO（首次公开发行）。
这些岗位的共同特点是，大多为高技术岗位，因此工资水平也很高。但同时，岗位数量也相对较少，大大少于工作要求简单、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岗位，比如人们普遍认为的美国正在失去的轻工业就业岗位。
在很多普通人眼中，与中国开展的贸易对美国和欧洲造成了损害。这并不是种族主义观念，也无关希望中国永远贫穷落后的阴暗想法，却与对未来几年自己饭碗的担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的政客只有获得所在地区选民的支持，才有可能赢得权力，因此，以民众饭碗的全力以赴的保护者现身，是有效的竞选策略。如果抨击中国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那他们一定愿意这么做。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媒体人物，也抓住机会对中国左扑右咬，并且因此名噪一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懂得一些经济学的，明白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因而更富有责任感，宣扬自由贸易的好处。但是，他们一样需要选票。而且，因为对华贸易给美国创造出来的高薪岗位毕竟较少，这帮家伙不敢大声站出来，当然也不希望被别人看见在替中国说话。这就是政治——我们要特别小心，别对某个国会议员或CNN的嘉宾前两天说的什么反应太过强烈。相信我吧，他们明火执仗、唾沫横飞，骂同性恋，骂支持全民医疗者和拥护堕胎者，骂奥巴马。很多炮轰中国的人让炮轰他人成了有“钱”途的职业。我们可别跟他们嘴中喷出的垃圾较劲，万不可自行对号入座。
除对华贸易创造的高薪岗位外，美国还以其他方式受益。每个人都享受了进口商品的便宜价格。今天美国人买的电视、衣服和玩具比美国货要便宜得多，而且可以有很多选择。这跟汽车的情形是一样的。人人皆知日本车比底特律的车安全性能好，价格更便宜，因此进口日本车明显会令美国消费者受益，不仅在价格上，而且在节能、样式风格和质量方面更胜一筹。有一天中国车也会达到这样的层次——尽管现在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对美国较低收入群体而言尤其重要，他们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花在吃、穿和家用电器上。由于从中国进口的这些产品价格便宜，这些家庭的购买力得以提高。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水平也相应得到提高。但不幸的是，在政治上没有多大帮助。从未听到有人说“感谢你，中国！让我们的电视便宜八成！”。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为什么？人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美国的国会议员站在无形的消费者一边的动机要大大弱于站在他所在选区那几千名企业面临倒闭威胁的企业主的动机。这就是政治。
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贸易？
让这场争论继续深入之前，有必要花几分钟时间看看经济学家怎么看待国际贸易。因为经济学家精通贸易中的成本和收益核算，不像大多数人往往以本能思考问题。
从最基本的内容开始。一国开展国际贸易，需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至少在贸易之初是如此。这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合乎别人的利益。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具备向发达国家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的天然条件。这不是像普遍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中国人口多，而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数量相对多于资本。资本是资金、技术和其他能够产生收入的原材料的总和。在当今的中国，与劳动力比起来，资本仍然稀缺，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增加了很多。对一国贸易起着重要作用的，不是人口、资本或其他资源的绝对数量，而是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其他资产的相对数量。这其中的关键不是绝对数量，而是相对数量。
这一点会产生几个后果。大部分人认为，中国在向世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收益，是因为产品比别人便宜。其实不然，中国之所以受益于对外贸易，是因为中国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程中，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对于中国来说，雇用1万人制作成衣，要优于购置昂贵的能够节省人力的高级设备、雇用1千人生产同样的成衣，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相对多于资本，劳动力相对便宜。这也就意味着使用大量低端劳动力生产成衣，会比使用大量资本（机器或高端劳动力）获得更高收益。也就是能够获得更多利润，在企业主和工人之间分配。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的相对数量超过了劳动力。因此，对它们来说，明智的选择是用好这些资本和技术，而非设立工厂雇用很多劳动力。
这就是18世纪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时至今日，该理论仍为最重要，但并非显而易见的经济学理论之一。说其非显而易见，是因为大多数人误解了这一理论。如果有人告诉你中国出口多只是因为中国人口多，那他就没有读懂李嘉图的理论。
这一理论还有一个精辟的结论。即任何一个与别国开展贸易的国家，只要它的贸易符合自身的比较优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