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会降至冰点。如果工会能够迫使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或者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就业，企业就会被折腾得够呛，进而连累经济。20世纪70年代工会运动闹腾得英国经济几近停顿：电力企业、煤矿闹罢工，其他行业工人加入罢工队伍以示声援，英国经济瘫痪。今天的法国经济亦受类似原因困扰，工人罢工抗议慷慨的福利国家发生改变。这样的福利国家要求你付出一生收入的80%，以便你在万一被老板炒鱿鱼的一两年里得到保障。这无疑是非常慷慨的福利，企业也因此不太敢雇人。万一请来一位不干活的大爷，或者发现他不能胜任工作，你还不得不承担这些成本，那谁还敢轻易雇人？如果对高收入者征税过高（部分国家曾出现过的90%的边际税率，实在是高到离谱），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一个健康的经济必须存在成功者获得回报的可能性。同时，我们还需意识到，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长非常辉煌。另外，克鲁格曼忽视了政府干预过多、工会势力过强带来的很多问题，也没有对美国经济过去30年表现出的活力和创新能力给予应有的肯定。
中国决策者面临的挑战是走出一条务实的中间道路，寻求将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适宜的解决机制，在市场与政府之间寻求适当的契合点。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机会的平等和健康的竞争。当然，说来容易，魔鬼在细节里。要想真正理解如何保持适当的平衡，需要成为税收政策、教育政策和医疗政策的专家。要知道哪些政策起作用哪些不管用，以及如何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拿捏好分寸，你需要的答案得是技术性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大画面。这是当前欧洲的政治家们所做的——得到各种公共政策问题的技术性答案。在美国，他们还在为一些“大”问题掐架。美国的左派（很多人心目中以奥巴马为代表）在欧洲人看来是理性的。一些美国右翼人物在很多欧洲人眼中基本是疯子。但即使在美国，很多出色的政策作业也是由分析家们完成的，他们在政治的中心研究如何进行社保改革、教育改革，怎样最大程度地改善失业救助体系。
在中国也一样，公共政策具有越来越强的技术性，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小而具体。这是好事。似乎中间偏左的路线是最佳经济发展的道路的共识已逐步达成。这里面也包含了提供平等的机会和竞争的元素。多数城里人看来赞成实施农村免费教育和全面医保，以及提高工作场所安全和社保的努力措施。这些领域的真正分歧在于何为实施这些政策的最佳方式。《劳动合同法》在保护劳动力权利方面是不是有一丁点儿过头？也许吧——但我们需要谈论劳动赔偿的细节，什么情况下，以何种方式员工可以被解雇，才得以接近辩论的要点。真正的左派在当今的中国是很边缘的一股力量，与真正的右派一样，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是如此。大多数人意识到回到过去那样由国家掌管一切，或官僚体系膨胀失控是危险的。切实履行中左路线是更重要的，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尤此也引出第四点教训。
留给中国的第四点教训是，进步的中左政策会招致争议和批评，尤其是这些政策要面对从现行制度中享受财富和影响力的势力稳固的商业阶层。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当时美国正经历改变世界的大萧条。在此之前，企业界很多人支持胡佛总统对待危机的不作为、不干预政策。他们对罗斯福所做的一切胆战心惊，予以猛烈的抵制，称罗斯福为共产主义者。甚至时至今日，很多右翼人物仍然认为，新政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延长了美国陷于衰退的时间。这一段历史与今日的相似显而易见。今天美国的一些右翼憎恨奥巴马，诅咒他失败。
在今日之中国，存在一股很多人深感兴趣，但很少有人完全明白的影响政策的力量，即利益集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人谈论利益集团，但对于它们具有的影响力，很少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掌控巨大财富的房地产行业有能力影响政策决策。但从2007年中央政府实施为经济降温的宏观调控措施以来，这一行业经历的痛苦挣扎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影响力并不是无限的。但是，在地方一级，房地产企业的力量往往十分强大。另一类利益集团由一部分官员构成，他们依托职务建立起了庞大的能量和财富。中央政府数次试图压缩地方政府规模以节省行政开支，但由于地方对失业等的担忧，这一努力并不总能奏效。
未来10年中国版新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政府能否制订出具体详尽、深思熟虑的计划，以及能否穿越特殊利益集团布下的重重迷雾。只有那样，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才能得以解决。也只有在那时，世人将看到，中国改革制度的能力可以和美国媲美。这是真正了不起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