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大的借鉴和启迪。
亚洲：国内63%，国外37%
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是投入产出表。巨大的投入产出表中的数字，经过一定的假设和运算，可以追踪货物的原料投入、生产和流出某经济体的整个环节。当我们以这种方式跟踪货物的流动，就可以知道，哪些环节真正实现了价值增加。欧洲中央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加博尔·善拉（Gabor Pula）和图奥马斯·佩尔托宁（tuomas Peltonen），采用了独特的亚洲投入产出表来分析亚洲范围内创造的附加值。“ Peltonen，June 2008，他们特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附加值的需求来自哪里，国内还是国外？
他们的研究发现，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尼等大规模经济体）的绝大多数需求仍然来自国内。中国和印尼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中70%来自国内。但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新加坡生产产品的需求来自国内的不足30%，其余需求均来自国外。平均下来，2006年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附加值需求中有37%来自外部世界。
同样显著的一个发现是，这一比率比10年前高出许多。也就是说，尽管近些年这些经济体国内消费有较大增长，亚洲经济与外部世界却更加“挂钩”（而不是“脱钩”）。亚洲全部最终需求中，欧美日三大经济体占16%，亚洲占7%，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占了14%。印尼、中国和韩国是亚洲内需驱动最显著的经济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易受到全球需求降低的冲击。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总体上弱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但根据普拉和佩尔托宁的估算，2006年仍有30%的附加值需求是由海外消费者和投资者拉动的。2000年时，这一比率是25.5%。这表明，自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加深了，而不是相反。鉴于2001年中国成为tO成员以后出口的大幅增长，这一结论在我看来是成立的。
国内附加值
几名位于华盛顿和纽约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库普曼（Robert Koopman）、王直和魏尚进，从另外一个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sis Really Madein Cic Value added when Processing is Persuasive”，NBER orking Paper #14109，June 2008，普拉和佩尔托宁着眼于最终需求的来源。库普曼等人则从出口出发，去发现其中含有多少国内附加值。他们的答案是：很多。世界平均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比率是75%。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出口价值100美元的货物中，75美元是国内创造的价值。这一点很有意思，表明全世界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加工”贸易。也就是说，即便发达如美国，仍然在进口需要加工的原材料，加工后再出口。此前的很多研究认为，中国出口中75%的附加值是在国内创造的。但根据库普曼等人的反复计算，中国出口价值中的国内创造部分应该在50%左右。
他们也借助了投入产出表，但有一些不同。大部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假定，所有国家对制造出口产品的进口材料的使用方式和强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同。这种假定简化了数学运算，却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一半进口用于加工贸易继而出口的经济体，很多行业创造的国内附加值非常有限。库普曼等人通过复杂的运算解决了这一问题。
简言之，他们估算认为，2006年中国出口中平均约50%的附加值是在国内产生的。当然，对于加工贸易出口来说，国内附加值比率要低得多，大约是20%。一般贸易国内附加值比率接近90%。将两类贸易综合在一起，得出总出口的附加值中有50%是在中国国内创造的。这一比率显著低于之前很多学者所使用的75%。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遵义的研究也得出了与库普曼近似的结论，他们的相关论文中使用的方法也相类似。“Estimates of US Crade Balances in terms of Domestic Valueadded”，orking Paper #295，Stanford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November 2006，刘遵义等人发现，在2002年的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国内的附加值比例为37%。
行业不同，附加值不同
自然，不同的行业在中国国内创造的附加值是有差异的。表面看起来很高科技的产品（如Ipod）的国内附加值最低。这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很多企业出于各种原因，仍然将真正高科技的制造环节放在国外。有时候是因为生产所需的高端设备中国尚不具备，企业一般与母国高校或研发设计中心合作。其他的原因还包括，企业希望将核心的高科技留在本国，以免被中国竞争者偷学到手。
当前中国做得很好的不是高科技出口，而是“中等科技”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