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大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而且目前城乡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收入不平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本章中我试图说明的是，中国城乡地区间总体收入差距的上升幅度可能并未像大多数中国人想象的那样大。另外，收入不平等问题不仅存在于农村，城市内部也一样存在。
如果研究结果显示过去10年来农村收入水平确实没有大幅落后于城市收入水平，则将对中央的政策制定产生很大影响。相对于“撒胡椒面”式的向农村投入资金，我们更需要在财富分配上动动脑筋，瞄准那些真正需要补贴的低收入人群。好消息是，过去几年来，中国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建立了低保制度，贫困家庭可从地方政府获得补助；但坏消息是，亟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低保制度的扶助目标不够准确，也就是说，许多不需要低保的家庭得到低保，而真正需要的人却与低保无缘。另外，对低保的发放标准也存在争议，一个永远不工作的人是否应得到低保？如果给他补助，会不会反而打消了他找工作的积极性？美国政府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将失业救助制度限定在两年之内。但如果不发放失业救助金，那些真正找不到工作的人又该怎么办？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你关注美国和欧洲的动态，就会发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也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保障福利又能激励人们去工作的社会福利体系。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仍有一个共同的疑问：“我们究竟该如何正确地解决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
没有“过去的好日子”
让我们从新中国的历史开始分析。首先，要打破毛泽东时代的神话。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收入平等的时代，自此之后，收入差距越拉越大。真是这样吗？在毛泽东时代，农村家庭根据各自的需求（或对集体化农业劳动的贡献大小）分配得到集体产出的一部分。公社医院和赤脚医生提供免费的基本医疗保障，实行义务教育。这样，在同一个村子内部，农民得到大致相同的收入。由于政府鼓励各地区间独立划分，耕种高质量土地的农户的收成就会好于土地贫瘠的农民，所以不同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有人估算，某些村的农业收益是其他一些村的6倍多（当时的数据不足以估算基尼系数，但明显体现了收入的不平等）。
在毛泽东时代，大多数城市居民有固定工作。从单位领取工资和劳保（以及分配住房），享受医疗、教育等待遇。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基本相等（不过如果你是党的干部，可能能够利用权力多得些收入），不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农村地区缺乏工业，全国大部分私营粮食市场被关闭，意味着农村人口整体上比城市人口更为贫困。据托马斯·罗斯基估算，这一时期城乡收入之比已高达5倍或6倍。
所以，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收入十分平等的社会主义天堂的神话或许可以被打破。当时不仅经济基础薄弱，百姓生活贫困，而且也存在着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巨变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那些拥有资本、技能、创意或者“寻租能力”的人可以迅速利用手中的资源增加个人收入；而那些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在国企打破铁饭碗，取消福利分房、社会保障和其他补助之后，日子则相对难过些。在这种半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某些行业国有企业的职工收入增加，而那些未能及时适应新形势的国企的职工工资降低，福利减少。因此，城市内部整体收入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
在农村地区，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勤劳、擅长农耕并获得了肥沃土地的农民有机会创造更多收入。乡镇企业家和奔赴城市寻找机会的农民也得以改善其经济状况。90年代初农产品价格上涨也使所有农民受益。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但同时，农民工的迁徙和粮食市场的发展意味着，土地的质量如何，对于决定农民收入的重要性降低。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农村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
但抛开收入差距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富裕了。世界银行的学者马丁·拉瓦雷（Martin Ravallion）和陈少华的研究发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人口的占比从1980年的76%下降到1987年的22%。“Cy Reduction”，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82（1），2004这期间，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大大减少。但在这之后，不幸的事发生了：脱贫方面的进展陷于停顿。农村地区整体收入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得到增长之后，90年代中期至后期一直保持平缓态势。1987年，16%的农村家庭收入不足农村中等收入的一半。1995年，这一比率降至7%。2001年农村家庭收入不足中等收入一半的家庭占比又上升到11%。9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加深，这支持了我们在第四章讨论的黄亚生的观点。
同时，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改革之初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