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地说，我觉得是官僚机构和政府官员们将他们国家的经济拖入深渊，无视民众的诉求。很多情况下，IMF通过削减支出等方式试图应对破产政府留下的窘迫状况。IMF在一些国家的做法确实称得上过了头，也犯下了错误。但我认为很多针对他们的批评言过其实，不论如何，“华盛顿共识”一词变了味，成了毒苹果。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左翼批评者转而寻求另一种“可替代的”模式。
因此，近年来经济飞速增长，没有发生任何危机，没靠IMF给一分钱的中国好似横空出世。她“走自己的路”，显然远离了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有毒”建议。因此，国际上的左翼批评家抚掌盛赞中国的发展成就，却并不十分清楚后者到底采用了怎样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究竟在哪里。他们只不过假定中国模式是一种新模式，假定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华盛顿模式之外仍然可以走出别的道路来。
当然，很多中国人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非凡经济成就感到十分骄傲。但很多人清楚，这些成就的取得来自这个国家转向市场的过程中，而不是远离市场。由此我们触及以中国的成就来抨击“华盛顿共识”的观点存在的核心问题。他们忘记了，尽管没有IMF的参与，中国也采取了或者说转向实施了大量务实、理性、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当然，中国并未实施这类政策的全部，但是也不少。让我们来逐项列出这些年来中国走出的脚印：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规模。
20世纪90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很低的水平，但从2000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
避免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实际上，鉴于巨额贸易顺差，自2004年以来人民币政策或许可以称得上过于“竞争性”（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估）。
中国开放贸易。相对较高的进口关税一直保持到90年代，在朱镕基任内下调，2001年加入tO后再度下调。关税下调对于中国经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对外国直接投资有较多限制。限制资本组合流入（指那类不投资于实物资产或所有权，因而也能迅速撤离的资金），但这从来不是“华盛顿共识”所包括的政策。
90年代中期，中小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倒闭或重组改革。这一过程经常伴随着腐败行为。但是，国家保留了对大型国企的掌控，现在这些企业已经成为行业巨头。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简单地说，尽管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如私有化政策），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在很多方面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当然，某些时候也不一致，比如90年代中国压缩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显然不是好的政策。还有，使大型国企做大做强为行业巨头，而不是使其私有化的政策也有利有弊。在汇率政策方面，过去30年的大多数时候人民币汇率政策与“华盛顿共识”一致，只是在近几年出现差异。总的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可能超过了大多数经济学家感觉适宜的程度，但就重大的政策而言，中国确实干得不坏。从多种意义上说，中国甚至堪称稳健经济政策的典范。
然而，也有人不这么认为。在一些人眼中，中国是与众不同的。乔舒亚·库珀·雷默（Joses）。2003年，他撰写了一份名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以崭新的方式取得了成功。报告一经面世就热议如潮。“北京共识”一词不胫而走。这个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共识”背后的三条定理是：
中国显示出了“对创新和持续试验的承诺”。雷默认为“华盛顿共识”过于生硬，走向经济成功的唯一路径是进行试验。
GDP不应该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雷默认为，可持续性、财富的分配与GDP一道才构成衡量经济发展取得进展的重要指标。
自主理论。中国在没有IMF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了自己的经济政策。发展中国家保留“金融主权”是很重要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有进行试验的必要的自由。
在我看来，每一条“定理”都存在明显的问题，而且实际上也算不上什么定理。从第一条“试验”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政府每推出一项较大的经济政策之前，通常会先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试点”。20世纪80年代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或许称得上最大的试验了。将理论上的想法在小范围内变成看得见的结果，从中较快地找出政策存在的优势和问题，在决定是否全国推广之前加以改进。但“试点”一词有着重要的含义，并非科学概念上的真正试验，而是中央最高决策层想要出台某项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