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才知道，从易物贸易到借助货币大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对世界经济敞开门户也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繁荣发挥了作用。福建的造船业兴盛起来——既为满足沿海军事防御需求，也是贸易的需要，大宋与中东、南亚的远洋贸易发展起来。作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世界各地的新技术都大量涌入临安。临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全球性都市之一，罗马、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伦敦，都在它之后。
宋朝富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官营垄断了盐酒茶的生产和贸易，但民间工商业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私营的钢铁厂生产出不断改进的生产工具。工商业获得极大发展，市肆中兴起各种行会（公所），决定并管理着市场价格。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欧洲城市中的行业公会组织被认为对创建欧洲文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行会在中国的形成，比欧洲早了500年。
但是，这些行会没有像欧洲那样，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形成。中国自上而下成一统的官僚体系，是资本主义萌芽未获充分发展的原因之一。有志于仕途的商人子弟和地方乡绅富室可以通过科举登朝入仕。对很多人而言，这是脱离有风险的商人命运，步入拥有稳定收入和体面生活的圈子的最佳路径。有学者认为，这一点导致资本主义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下面还将谈到）。
长期的土地斗争
宋朝对大自然的成功改造，只是长期以来中国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的不懈努力的一个侧影。在中国，仅有10%的土地是可耕地，美国和欧洲的这一比率分别为19%和28%。请看表1.4，1993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08公顷，同期美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73公顷，印度人均耕地面积为0.19公顷。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伴随着耕地面积的极度匮乏。随着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宋朝和清朝初年，由于耕地不足，人们大面积上山毁林垦荒，禁止抛荒的做法在中国比欧洲早了8个世纪。中国从未像18世纪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公共”的地块用于放牧。时至今日，土地都被用于农业耕种。
耕地的缺乏不仅深深影响经济发展，也给中国文化和饮食留下了深刻烙印。中国饮食结构中蛋白质主要来源于鸡肉和猪肉，这类家禽（畜）的饲养不需要专门的农场，因而更为经济。此外还有豆类和淡水鱼类。阿根廷人喜食牛肉，仅仅是因为天赐的巨大草场使他们得以享受这种奢侈。在中国历史中，官僚体制一般都对农桑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兴修大型灌溉工程，扶持农作物品种培育，修建粮仓（用于军事征伐），印发农事指南（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予了极大的便利）。这些做法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是应对人口持续增长的唯一办法。相形之下，官僚和皇族并不总是将商人阶层看成朋友，这一点在明朝尤为明显。
明朝：浩大的工程，庞大的官僚体系，向锁国政策的巨大转变
经历了元朝末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瘟疫灾难之后，到了明朝（1368～1644年），社会恢复了稳定，但经济没有出现较大勃兴，科技创新也比宋朝时少了很多。明朝初年，开国皇帝洪武大帝试图使农业实现自给自足，切断乡村与市镇间的联系。他轻视商业，对商人苛以重税，强制小工商业者每月一次登记货品（设立这种多余的规则是官僚体系提高商业成本的惯用手法），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考试。但随着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成熟，商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转变，并对其与官僚阶层的阶级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商人得以为国家的某些大型基建项目融资，参与盐的垄断经营。明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商籍，商人阶层再次获得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文官的机会。
15世纪初叶，位于北京的紫禁城开始动工修建，隋朝修建的大运河得到修复。大运河在宋朝都城南迁之后被弃置，而明朝将都城迁往北京显然是出于对北方蒙古人侵扰的担忧（换成别人可能迁往相反的方向，明王朝的选择至少显示了它应对威胁的极大自信）。这一时期，对外探险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规模。约2000余艘江南制造的大船载着郑和及他的船队七下西洋，航海足迹踏遍非洲海岸、南亚和中东等地。这些探险活动花费巨大，在郑和于第七次航海途中病逝之后，船队返航，原航海费用转用于修筑长城以抵挡蒙古人的侵扰。然而，修筑长城从未能真正将敌人挡在关外——对于对华夏虎视眈眈又骁勇善战的蒙古人而言，不足一人高的城墙绝非难以逾越的屏障。实际上，尽管今天很多人将万里长城视为华夏民族的伟大象征，但在古代，似乎很少有人这么认为。在中国历史的很多时点，修建长城其实意味着中央政权将自己圈围起来撤退。明朝无疑就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明王朝愈加关闭通向外部世界的大门。15世纪中叶，郑和船队的文献档案被焚毁，沿海港口被关闭，日益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重新掌控了国际贸易。在国内不安定因素的干扰下，中国再一次使自己绝世而居。
外临蒙古人实力渐强并与北方游牧民族联合，构成明朝的外围威胁，国内政治经济乌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