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和园艺、花鸟之类的书——他们说，在维多利亚人们只买这些。我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选了一些小说，诗歌，介绍伊斯兰教苏菲主义、相对论和古希腊B类线形文字的书。我把它们按顺序摆放，政治学过渡到哲学，哲学过渡到宗教，中间没有突兀的转折，同一风格的诗人放在一起，这种布局——我相信——能够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思维的自然徜徉，新的和被遗忘的宝贝都会不断从中浮现。我费了那么大的心血，现在又如何呢？现在，我只能等，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盛装打扮要去参加派对，甚至专门去典当行或者家族保险柜里取出珠宝佩戴，结果却发现所谓派对不过是几个邻居聚在一起打打牌，厨房里只有肉馅糕、土豆泥和一杯起泡桃红葡萄酒。
书店常常一连几个小时无人光顾，即使有人来了，也常常是要找一本在主日学校图书馆、奶奶的书架上见过，或者是二十年前落在外国旅馆里的某本书。他们往往记不住书名，但是会把大概情节讲给我听。关于一个小女孩，她和父亲一起去澳大利亚开采他们所继承的金矿；关于一个独自在阿拉斯加生下孩子的女人；关于早在19世纪40年代老式快速帆船和第一艘汽艇之间的竞赛。
哦，好。我还以为自己会问。
他们离开的时候，对周围的宝藏看都不看一眼。
也有一些人会表达谢意，说这书店给城镇增添了光辉，然后逛上半小时、一小时，才花上七十五分。
这需要时间。
我在一个叫达达尼尔的街角一所老房子里，找到过一个带厨房的单室套公寓。床可以折叠靠墙而立。不过我一般都不费劲折起来，因为我根本没有任何同伴，而且那个挂钩在我看来很不安全。我很担心，某一天在我吃着罐头汤或者烤土豆的晚餐时，床会忽然从墙上翻下来。那说不定会砸死我。我还整天开着窗户，因为即使炉灶全都关了，我也总觉得自己闻到了一点儿煤气泄露的味道。家里窗户大开，书店敞门迎客，我只能随时裹着自己的黑毛衣或者红色灯芯绒便袍（这衣服曾经把我那被甩前夫的手绢和内衣全都染成了淡红色）。即使该清洗的时候，我也不愿意把这些舒适的衣服从身上脱下来。我大部分时间都很困，半饥不饱，瑟瑟发抖。
但我并不沮丧。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疯狂的转变，我每天为之悔恨的事情同时也是我的骄傲。我感觉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坐在桌边，双手捧着一杯咖啡或者红汤，直到它几乎没有一丝热气，就这么待上一个小时。我漫无目的地读书，读那些早就想读的书里的散句。这些句子总是令我满足，它们是如此优美独特，总是让我陷入一种特别的状态，全然忘却了其他的词句。我恍惚而又警觉，与所有人隔绝却随时觉察着这城市本身——它似乎是个奇怪的地方。
一座小城，位于国家最西边，游客们都来这里买假货。帝陀表的店面、双层巴士、花盆、马车：简直算得上失礼。不过，这儿有街上露出的海色，每天沿着开满金雀花的悬崖散步的悠闲健壮的老人，在风里弓身前行，花园里种着南美杉和漂亮灌木的破烂平房，虽然它们看上去稍微有点奇怪。春天到来的时候，栗子树开花，街边的山楂树也开出红白色的花，油性阔叶灌木更会开满茂密的粉色、玫红色的花朵，这幅景象你在内陆可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我觉得，它就像是小说里的城镇——从以新西兰或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的小说里移植而来的海滨城镇。但是，它仍然也有北美的特点。毕竟，有那么多人是从温尼伯和萨斯喀彻温来到这里的。中午的时候，饭菜的味道会从穷人们简陋的公寓里飘出来，煎肉、炖菜——农场的晚餐都是中午时分在狭小的厨房里烹制的。
我简直没法表达自己对它的喜爱。当然，这里不是一个新起步的商人应该寻找的地方——那种拥有可能促进商业成功的喧闹和活力的地方。没太多事可做，这是此地传达给我的信息。要是一个开店的商人根本不介意这种“没太多事可做”的信息，你就得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开店是为了卖东西，他们希望生意忙碌，这样才能扩大店面，然后才能卖出更多的东西，变得富裕，然后他们就再也不必亲自待在店里了。难道不是吗？不过，难道没有另外一种人吗？他们开店是希望有个容身之所，里面都是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纱线、茶杯，或者是书——他们只想过得舒舒服服的。他们将会成为街区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每个人城镇地图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每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半上午坐下喝杯咖啡，他们会在圣诞节挂出熟悉的毛条拉花彩带，他们会在春天摆出新货之前擦洗玻璃。小店，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像某些人的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
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顾客。房租到期的时候，书可不会自己交租。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因此我才有可能来到这里，经营这家小书店——但除非业务好转，否则我只能支撑到这个夏天。我很清楚这一点。随着天气转暖，我很高兴书店的顾客越来越多，卖出的书也越来越多，书店很有希望继续经营下去。学期末的时候，学校经常以书作为奖励，这也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