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时地陪着一个老头在一间闷热的房间里耗时间。粗糙的小地毯，长毛绒沙发，他的衣服、躯体和那些干巴巴的剪贴本的气味，我不得不勉力应付的无穷无尽的报纸新闻。他保存着并让我读给他听的恐怖故事。（那会儿我丝毫没意识到，它要是放到书里，一准可以归到我素来倍加推崇的人类悲剧的范畴。）对所有这些的回忆，有点像想起儿时的病假，那时我心甘情愿地深陷于舒服的法兰绒被褥中，闻着它们的樟脑丸味儿，深陷于我的疲乏无力，还有从我楼上的窗户看到的迷迷糊糊、难以分辨的树影中。这种经历你只会自然而然地抛到脑后，不会怎么为之懊恼。看起来，似乎是我自身的一个部分——病恹恹的部分？——正被抛到脑后。你或许以为，婚姻可以促成这种变化，但是它没有，至少暂时没见效。我的旧自我一直在休眠和沉思着——它固执、缺乏女性意识、古怪地回避世界。而现在，我迈开步子，接受了正被转变为一个妻子和一个雇员的好运。只要费点心思，我就能变得好看、能干。不再古怪啦。我可以过关啦。
格里夫人拎着一个枕套跑到我门口。她露了露牙齿，做出一个不抱希望的、敌意的微笑，问我这会不会是我的。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是。我所有的两个枕套都在我们的床上呢。
她像殉难者一样宣布：“哦，它肯定不是我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慢慢地、恶毒地，她的微笑变得信心十足：“这不是我会摆到格里先生床上的那种布料。也不可能摆到我床上。”
为什么不呢？
“因为——它——不够——高级。”
我不得不回屋，从凹室床上的枕头上扒下两只枕套，拿给她看，这才发现它们不是一对，尽管我一直没注意。一只是用“高级”布料做的——是她的——她手中的一只才是我的。
“要是换成别人而不是你的话，”她说，“我才不会相信你没注意到呢。”
切斯打听到另一套公寓。一套真正的公寓，而不是什么“单室套”——它有一个像样的洗手间和两间卧室。原是他的一个同事朋友和老婆住的，他们买了幢房子，打算搬走。公寓位于第一大道和麦唐纳大街交会处的一幢大楼里。我仍旧可以步行上班，他也可以继续搭原先的公共汽车上班。现在靠着两份收入，我们住得起它。他的朋友夫妇打算把一些家具廉价出售。它们不合适搬进他们的新家，可在我们看来，它们够体面，够高级了。我们在这套三楼的亮堂房子里踱来踱去，对奶油色墙壁、橡木地面、宽绰的厨房碗橱和铺瓷砖的浴室啧啧惊叹。它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正对着枝叶繁茂的麦唐纳公园。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度陷入对彼此的热恋，陷入对我们的新地位，对我们从地下室升级进入的成人生活的热恋，现在看来，地下室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临时站台罢了。未来许多年中，它在我们聊天时，都将是个打趣的话题，被形容成一场耐力测试。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租赁的房子，我们拥有的第一幢房子，我们拥有的第二幢房子，第一幢在另一个城市买下的房子——都会带给我们这种欢欣的进步感，让我们变得更加亲密。这样一直到最后一幢房子，走进这幢最最辉煌、前所未有的房子时，我倒有了一种隐隐的灾难感，一种若有若无想要逃离的感觉。
我们通知雷伊要搬走，却没告诉格里夫人。因此她的敌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上，她差点就气疯了。
“哼，她还以为自己有多聪明。她其实连两个房间都收拾不干净。她扫地的时候只知道把灰扫到角落。”
我买下我的第一把扫帚时，忘了买簸箕，因此有阵子我确实是这么干的。但是，除非她趁我不在，用她自己的钥匙进了我们的房间，否则她不可能知道这个。她显然这么干过。
“她鬼头鬼脑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她，就知道她是个鬼头鬼脑的家伙。还是个撒谎精。她头脑有问题。她坐在那里，说她在写信，其实就是在一遍遍写同样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信，就是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写。她头脑有问题哟。”
现在我知道了，她想必把我丢进垃圾筐的纸团又打开检查过。我经常试图用同样的词语开始叙述同一个故事。正如她说的，一遍遍地重复。
天气相当暖和了，我上班不再穿外套，而是把一件暖和的毛衣塞进裙子腰带，把皮带扣到最紧的一档。
她打开前门，冲着我的脚后跟嚷嚷。
“贱人。瞧那个贱人，像那样挺着胸脯，晃着屁股！你以为自己是玛丽莲·梦露吗？”
还有“我们的房子里不需要你。滚吧，越快越好！”
她给雷伊打电话，控诉我试图偷她床上的亚麻枕套。指责我在街头到处传播她的私事。她特地敞着门，为确保我能听到，还故意扯着嗓子对电话吼叫，不过这其实毫无必要，我们用的是同一根电话线，如果想偷听，我随时都可以听个一清二楚。不过我从没这么做过——我的本能是赶紧堵住耳朵——不过，一天晚上切斯正好在家，他抓起电话：
“别理她，雷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