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感觉一样。”
他试图解释更多的事情，但都很徒劳——他想解释，菲奥娜对这一切的吃惊和歉意，似乎像是某种例行的客套，而并非是在掩饰一种私密的乐子，仿佛她没有预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冒险，或者只是在玩她希望可以跟得上的游戏。他们总是有自己的游戏——胡言乱语的方言，他们自己虚构的人物。菲奥娜模仿的一些嗓音，唧唧喳喳或甜言蜜语的哄骗（他不能告诉医生这些），不可思议地模仿她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的他的女人们的声音。
“是的，那么，”医生说，“或许一开始就是有选择性的。我们也不知道，是吧？在看到恶化的趋势之前，我们真的说不清楚。”
有一段时间，贴什么标签都变得无关紧要了。菲奥娜不再独自去买东西，格兰特一转身她就会从超市里消失。一名警察在她走在几个街区以外的路中央时把她带走了。他问她名字，她爽快地回答了。然后他问她国家总理的名字。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好心的年轻人，你真的不应该做这么重要的工作了。”
他笑了。然后她出了错，问他是否见过博里斯和娜塔莎。
这是她几年前收养的两条俄国狼狗的名字，是从朋友那边接手的，她用心地照料它们的余生。她接受它们可能是因为她那时恰巧发现自己也许不能生育。输卵管堵塞或扭曲什么的——格兰特现在记不得了，他总是避免去想那些女性器官。也可能是因为她母亲的去世。当她带它们出去散步时，狗的长腿和柔软的毛发、温柔而不屈服的窄脸和她很相配。那些日子里，格兰特自己刚到大学开始第一份工作（他岳父的钱尽管受了政治的污染，但仍然很受欢迎），在某些人看来，菲奥娜是因为另一个突发奇想的怪念头而与他结婚的，一个已经准备好了想要接受照顾和爱护的念头。幸运的是，他到很久以后才明白这一点。
超市走失那天的晚饭时间，她对他说：“你知道你得把我怎么办吗？你得把我送到那个地方。浅水湖？”
格兰特说：“草地湖。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草地湖，愚蠢湖，”她说，仿佛他们在玩开心竞赛，“愚蠢湖。是愚蠢湖。”
他用手抱住头，胳膊肘搁在桌子上。他说即使要考虑这条路也不会是永久性的安排。一种实验性治疗。休息疗法。
有条规定说十二月不收病人，节日期间总有太多情感上的陷阱，所以他们决定一月的时候去。路上开了二十分钟。上高速公路前，之前潮湿坑洼的乡间道路现在已经完全结冻了。湿地橡树和枫树把阴影投射到明亮的雪地上，像栏杆一样。
菲奥娜说：“啊，想起来了。”
格兰特说：“我也在想那件事。”
“只不过是在月光下面。”她说。
她说的是那次他们在夜里出去滑雪，在满月下，滑过布满黑色条纹的雪地，这个地方你只有在深冬才能进入。他们听到树枝在严寒中开裂的声音。
那么如果她能够生动准确地记得那些，她又会有什么大问题呢？
他努力控制才没有掉头开回家。
院长还向他解释了另一条规则。新病人第一个月不允许接受探访，大多数人需要这段时间来安定下来。这条规则实施以前，人们请愿，哭泣，发脾气，甚至那些自愿来的人也是如此。到了第三天或第四天，他们开始后悔，请求回家。有些家人会受影响，会把病人带回家，可情况并未好转，六个月甚至短短几周之后，所有的麻烦又会重新上演。
“然而我们发现，”管理者说，“如果他们独自留下，通常最后会像糊涂虫一样快乐。你实际上要哄着他们上车去城里，要他们回家看看也是一样。那时再带他们回家就完全没问题了，待上一两个小时——他们还会担心赶不回来吃晚餐呢。草地湖就是他们的家了。当然，不包括那些住在二楼的，我们不能让他们离开。那太困难了，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妻子不会去二楼的。”格兰特说。
“不会，”管理者若有所思地说，“我只是需要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把一切都说清楚。”
他们几年前去过草地湖几次，去看法卡先生，一个老单身汉农场主，他们以前的邻居。从本世纪初起，他就一直独自住在一座通风良好的砖房里，除增加了冰箱和电视，其他都一成不变。隔上一段长短恰当的时间，他就会来拜访格兰特和菲奥娜，事先也不打招呼。他喜欢讨论他阅读的书——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南极开发或火器的历史。但是他去了草地湖以后就只谈论那里的日常情况，让他们觉得他们的探望尽管令人愉快，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社交上的负担。菲奥娜尤其讨厌到处弥漫的小便和漂白剂的气味，讨厌低矮阴暗的走廊和那些草草摆在走廊壁龛里的塑料花。
现在那个建筑不见了，尽管它是五十年代才建造的。就像法卡先生的房子一样消失了——那座房子被那种华而不实的城堡式建筑代替了，成了某些来自多伦多的人的周末度假屋。新草地湖是一座通风良好的带拱顶的房子。空气中充满了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