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来的，其他人则昏昏沉沉恍恍惚惚的。一个女人要吐司，我弄好了。接着我做了火腿三明治。一次进来四个人就会有点手忙脚乱。一个男人要馅饼和冰淇淋，我发现冰淇淋像水泥一样硬，根本挖不出来，不过我还是挖出来了。我更自信了一些。备好餐后，我对他们说“请拿好”，出好账单时说“要付这些”。
女人从收银机那边慢慢走过来。
“我看到你做了吐司，”她说，“你认字吧？”
她指着柜台后镜子上贴着的牌子。
十一点后不供应早餐。
我说我以为既然能做烤面包三明治，那么做吐司应该也没有问题。
“你想错了。面包三明治多收十美分，吐司则没有。现在明白了吗？”
我说明白了。我的工作不像一开始那么糟糕了。我工作时一直想着能够回去告诉冯吉勒先生，说我有了工作是多么舒心。现在我可以找自己的房子，也许明天就去，星期天，如果杂货店休息的话。如果我有了自己的房间，冯吉勒先生再对奎妮发脾气，她就有地方可躲了。如果奎妮要离开冯吉勒先生（虽然奎妮以那样的方式结束了她的故事，我还是一直在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就能租一套小公寓，或者至少可以有自己的热水器、马桶和淋浴，就像以前和父母一起住在家里一样，只不过父母不在而已。
我撕了一小块莴苣和莳萝泡菜装饰三明治。那是镜子上另一块牌子上许诺的。但是当我从坛子里拿莳萝泡菜时，觉得这看起来太多了，于是切成了两半。我给一个男人这样做了个三明治，这时，女人从收银机那边走过来，弄了杯咖啡。她拿回去站着喝了。等男人吃完付了钱，出了商店，她又走了过来。
“你给了那个男人半块泡菜。每个三明治都是这样吗？”
我说是的。
“你不知道怎么切泡菜吗？一块要做十个三明治呢。”
我看了看牌子。“上面没说一片。是一块。”
“够了，”女人说，“脱掉围裙。我不许雇员回嘴，从不。你可以拿着你的包走了。别问我要工资，因为你没帮上什么忙，这只能算培训。”
灰白头发的男人偷偷看过来，紧张地笑着。
所以我又到了街上，朝电车站走去。不过我现在认得一些路了，也知道怎么搭车。我还有了工作经历。我可以说我站过小吃柜台。如果需要介绍信就麻烦了——我可以说是在我家乡的小吃柜台。等车的时候，我拿出想要应聘的其他职位的清单，还有奎妮给我的地图。但是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晚，大多数地方都太远了。我害怕告诉冯吉勒先生今天的情况，所以决定走回去，希望到家时，他已经走了。
我刚走上坡就想起了邮箱。我转身回去，从信箱里拿了信，再往家走。现在他肯定已经不在家了。
但是他没有走。客厅的窗户开着，从那里可以看到房子旁边的小路。经过窗口时，我听见了音乐声。不是奎妮会弹的那种，而是那种很复杂的音乐，就是我们以前听到从冯吉勒家传出来的那种音乐——能够让你全神贯注的音乐，然后就没什么头绪了，至少不会很快找到头绪。古典音乐。
奎妮在厨房，穿着另一条暴露的短裙，还化了妆。她胳膊上戴着手镯。她正把茶杯摆到托盘上。从阳光下走到阴凉处，我感到一阵眩晕，每一寸皮肤都在冒汗。
“嘘，”奎妮说，因为我关门声音很响，“他们在听唱片呢。是他和他的朋友莱斯利。”
她正说着，音乐嘎然而止，接着爆发出一阵兴奋的交谈。
“他们一个人放一小段音乐，另一个人猜是哪一首，”奎妮说，“他们就放一小段，停下，你一段我一段不停地放。真要把人逼疯了。”她开始把熟食店买来的鸡切成片，放在涂了黄油的面包片上。“你找到工作了吗？”她问。
“是，但是临时的。”
“啊，好啊。”她似乎并不感兴趣。但是当音乐再次响起时，她抬起头，笑了，说，“你去了——”接着她看到了我手里的信。
她扔下刀，匆匆向我走过来，小声说：“你手里拿着信直接走进来的啊。我本该告诉你要放在包里的。我的私人信件。”她从我手上把信抢了过去。正在这时，炉子上的水壶叫了起来。
“噢，拿水壶。克里西，快点儿，快点儿！快拿水壶，不然他马上会过来的，他受不了这种声音。”
她转过身开始拆信。
我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她说：“泡茶，拜托——”用的是读急信的人那种轻柔专注的语气。“倒水就行了，茶叶量正好。”
她笑了，像是在读一个秘密的笑话。我把水倒在茶叶上，她说：“谢谢。噢，谢谢你，克里西，谢谢。”她转过身正对着我。她面色红润，胳膊上所有的手镯都优雅而纷乱地叮当作响。她折好信，拉起裙子，塞到打底裤的松紧带里。
她说：“有时他会翻我的手袋。”
我问：“茶是给他们泡的吗？”
“是的。我要回去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