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没有抱怨。我听到大的对小的说：“让妈妈认为我们很开心。不然她会伤心的。”
最后终于爆发了。各种各样的指责，痛苦的告白（甚至把痛苦夸大，我想这种痛苦是为了照顾我的情绪而导致的）。小的哀号着：“为什么你不能住在家里？”大的痛苦地告诉她：“因为她憎恨爸爸。”
我给丈夫打电话——他也问我同样的问题，而且给出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我改签了机票，帮孩子们收拾行李，带她们去机场。一路上我们玩愚蠢的游戏，是老大教的。选一个数字——27，42——然后朝窗外看，数到第27或第42个你看到的男人，或是无论什么人，那就是你命定的结婚对象。当我独自一人回到家，我搜集起所有她们留下的东西——小的画的一张漫画，大的买的一本《魅力》杂志，各种她们可以在多伦多穿戴而不能在家里穿戴的首饰、衣服，统统塞进了垃圾袋。每次想到她们，我几乎都会做同样的事情——禁止自己思考。有些痛苦我可以承受——和男人有关的痛苦。而其他的痛苦——那些和孩子有关的痛苦——是我不能承受的。
我的生活又恢复到她们没来时的样子。我不再做早餐，每天早上去意大利食品店买咖啡和新鲜的小面包。想到远离家务，我感到陶醉。我以前没有留意，现在注意到每天早上坐在窗前或人行道桌子旁边的人们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来说，这绝不是令人羡慕的好事，而是孤独生活的陈习。
然后回到家，我会坐在窗边的木桌前，写上几个小时，窗外原来是阳台，现在改成了临时厨房。我希望靠写作维持生计。太阳很快晒热了小房间，我大腿的后面——我会穿短裤——黏在了椅子上。我可以闻到吸收了我的脚汗的塑料凉鞋那独特的、甜丝丝的化学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那是我勤奋的气息，我希望也是我成就的气息。我所写的并不比我在原来的生活中写的好，那时候，锅上煮着马铃薯，衣物在洗衣机里一圈一圈砰砰转着。我只是写得多了一点，也没有变得更糟——如此而已。
晚些时候，我会洗个澡，可能去见某一个女性朋友。我们在女王街或者鲍温街或者布朗威克街的小餐馆前面的路边桌子旁喝酒，谈论我们的生活——主要是我们的情人，但是我们觉得说“情人”让人恶心，所以就称之为“和我们交往的男人”。有时，我会去见和我交往的男人。孩子们和在我一起的时候他便被放逐了，尽管我破坏了两次规则，把女儿们留在了冰冷的电影院。
离婚前我就认识这个男人，他是我离婚的直接原因，尽管我对他——对任何人——装作不是这样。我见他时试图表现出无忧无虑独立自主的态度。我们交换新闻——我确保我有新闻可说——我们大笑，去峡谷散步，但是我真正想要的是引诱他和我做爱，因为我认为性爱带来的高度热情融合了人们最好的自我。我在这些事情上很蠢，在某种程度上是冒险，尤其是对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而言。有时我们约会后我会感到如此幸福——令人晕眩，有安全感——可有时我会疑虑重重，像石头一样沉重地躺着。在他脱掉衣服后，我的眼泪会不知不觉地淌下来。这是因为我瞥见了他身上的阴影，或是因为某种怠慢，或是他对我拐弯抹角的警告。窗外，当天渐渐黑下来，后院的派对就要开始了，音乐声和叫喊声，还有接下来可能会演化成打斗的挑衅，我会感到恐惧，不是害怕敌意，而是一种存在感的缺失。
在一次类似的情绪发作中，我给夏妮打了电话，得到了去乡下过周末的邀请。
“这里很美。”我说。
但是我们驶过的乡间对我毫无意义。山是连绵的绿色起伏，有些山上有牛。杂草堵塞的河流上架着低低的混凝土桥。用新式的方法收割的干草被卷成捆，留在田里。
“等你看了房子再说吧，”夏妮说，“又脏又乱。管道里有一只老鼠，还是死的。我们的洗澡水里总是会出现细小的老鼠毛。现在都处理好了，但是你永远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她没有问我的新生活如何——是出于谨慎，还是不赞同？也许她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不知道如何去想象。无论如何，我肯定是要对她说谎的，或者半真半假。要突破很难，但总得做。我很想念孩子们，但总要付出代价的。我正在学习放开男人，也放开自己。我在学习把性看淡，这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原来不是这样的。我不年轻了，但是我在学习。
一个周末，我想，似乎是很长的时间。
砖房上漏出一块伤疤，是拆掉的阳台留下的。夏妮的儿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马克把球弄丢了。”大一点儿的那个——格里高利——叫喊着。
夏妮让他向我问好。
“你好。马克把球扔到棚子后面去了，我们找不到了。”
三岁的小女孩，是我和夏妮上次见面后出生的，她从厨房门跑出来，然后停了下来，看到陌生人很吃惊，但是她镇定了一下，对我说：“有虫子飞进我脑袋里了。”
夏妮把她抱了起来，我拿着过夜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厨房。迈克·麦卡勒姆正在那里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