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昨天就写好和放好呢？几星期前就写好藏起来不也是很可能的吗，尤其是他不清楚自己写字能力的衰退程度？如果情况是那样，那就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在她的抽屉里——她现在正在翻。或者香槟酒瓶下面，那是她买来给他庆祝生日的，放在橱柜上，提醒他还有两个星期了——或者在这些天她翻过的书页间。实际上他不久前问过她：“你现在自己读什么书呢？”他的意思是除了读给他听的书——南希·弗里德里奇写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奇》。她选择给他读戏说历史类的书——他受不了小说——科学书留着他自己读。她告诉他：“只是一些日本小说。”边说边举起书。现在她正把别的书拨开，寻找那本书，把它倒置地握着，摇晃书页。每本被她推开的书都受到同样对待。她习惯坐在上面的椅子垫被抛到了地上，看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最后沙发上的所有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咖啡豆被从罐子里摇出来，以防他反常地在那里藏了告别信。
她不需要什么人在她身边，监督她的搜查——尤其是灯全都开着，窗帘也没拉下来。没有人提醒她要控制自己。天已经黑了一会儿了，她想起来应该吃些东西了。她也许可以打电话给玛格丽特。但是没有。她起身去拉上窗帘，结果却把灯关了。
尼娜身高六英尺多一点儿。早在她十几岁时，体育老师、辅导员、关心她的她母亲的朋友，都催促她改掉驼背的坏习惯。她尽量去做了，但即便是现在，每当她看自己的照片时，总会悲伤地看到自己是多么柔顺——肩膀缩到一起，头歪向一边，整个就像一个微笑的服务员。年轻的时候她习惯了别人给她安排见面，朋友把她和高个子男人拉到一起。好像男人的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了——如果他是六英尺多高的话，就一定能和尼娜般配。男人经常对此感到郁闷——毕竟，高个子男人是有挑选余地的——而尼娜还是照样驼背，微笑着，陷于尴尬之中。
至少，她父母对她的态度让她意识到她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让她感觉自己的生活可以自己掌握。他们都是医生，住在密歇根的一个小城。尼娜大学毕业后和他们一起住。她在当地的中学教拉丁语。假期她和大学的朋友去欧洲旅行，那时他们还没有让结婚和再婚耗去钱财，也许将来也不会。在开贡徒步旅行时，他们遇到一群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临时的嬉皮士，他们的领队就是刘易斯。他比其他人大几岁，与其说是嬉皮士，不如说是经验丰富的漫游者，在出现争端和困难的时候一定是找他处理的。他不是特别高——比尼娜矮了三四英寸。尽管这样，他总是和她在一起，说服她改变行程，和他一起去——他开心地离开了队伍，让他们自行其是了。
结果他厌烦了流浪，还有他在新西兰拿到了正规的生物学学位和教育证书。尼娜跟他说起加拿大休伦湖东岸的小城，她小时候经常去那里看望亲戚。她描述了街道两边的高大树木，朴素的旧房子，湖上的落日——一个他们共同生活的绝佳之处，因为国籍属于联邦成员国之一，刘易斯很容易在那里找到工作。他们的确都找到了工作，两个人都在中学——虽然几年后，拉丁语课程被废止时，尼娜就不干了。她本来可以再进修，准备教别的课程，但是她对于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暗自开心，而且不需要像刘易斯一样做同样的工作。他人格的力量，多变的教学风格，让他同时赢得了朋友和敌人，而她可以休息一下，脱离是非之地。
他们很晚才生了一个小孩。她认为是两个人都有点儿自负——他们不喜欢让自己深陷在有些滑稽、失去个性的爸爸妈妈的事务中。他们两个人——尤其是刘易斯——因为不像其他成人那样围着家庭转而受到学生的崇拜。身心上都更精力旺盛，更复杂和生动，能够从生活中受益。
她加入了一个合唱团。演唱会大多是在教堂举行，就是那时她才意识到刘易斯是多么不喜欢这种地方。她争辩说是因为经常没有其他合适的场地，而且并不意味着音乐是宗教性的（尽管演奏的音乐是《救世主》时就很难争辩了）。她说他太落伍了，现在的宗教不会有什么害处。这引发了一场严重的争吵。他们不得不赶紧把窗子都关上，以便在夏天炎热的傍晚，人行道上的行人不会听到他们提高的嗓门了。
这样的争执很是吓人，不但表现出他对敌人有多么警觉，而且她也不会放弃争论，于是争执就升级成了愤怒的争吵。两个人互不相让，苦苦地坚持各自的原则。
难道你不能容忍和你不一样的人吗，这件事有什么重要呢？
如果这不重要，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了。
空气因为厌恶变得浓重浑浊了。全都是因为一件从来得不到解决的事情。他们上床睡觉，互不理睬，第二天早晨无言地各行其是，整天被恐惧笼罩着——她担心他不再回家，他担心回到家她会不在家。不过他们还都算幸运。傍晚时分他们一起回来，因痛悔而面色苍白，因为爱而颤抖，就像从地震中侥幸逃生的人们，一直在光秃的废墟上徘徊。
那不是最后一次。生性平和的尼娜，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正常的生活。她不能和他讨论这一点——他们的和好太令人欣慰，太甜蜜，也太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