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不同，她询问别人时，语气总是很冷静，也许还有不太友好的拘谨。那时母亲的回答也带有类似的拘谨，父亲的声音额外凝重——可以说是一种夸张的凝重——表明大家对某些不能说的东西看法一致。
我抽烟的那天，艾尔弗莱达决心更进一步，她严肃地说：“那么，阿夏怎么样了？他还是像以前那么爱抢话吗？”
父亲悲哀地摇摇头，好像想起这个姑父的喋喋不休会让我们感到沉重。
“是的，”他说，“他还是那样。”
我说。我趁机接着说。
“好像蛔虫进了猪身上。”
“是的。”
除了那句“是的”，其他都正是我姑父曾经说过的，就在这张桌旁说的，他异常需要打破沉默，或者传播突然想到的什么重要事情。我说的时候正是带着他那种神气十足的抱怨和幼稚的庄严。
艾尔弗莱达表示赞同地大笑起来，露出快乐的牙齿。“没错，她说得一点不差。”
父亲俯到盘子上，仿佛要掩饰自己的笑，当然不是真正在掩饰，母亲摇摇头，咬着嘴唇，微笑着。我感到了胜利的得意。没有人对我进行评价，有时对我的讽刺、我的机灵也没人有任何责备。在家里，“机灵”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时的意思也许是“聪明”，而且用得非常勉强——“噢，有些方面她还是很聪明的”——或者用来表示爱出风头、寻求重视、令人讨厌。别这么聪明。
有时母亲悲哀地说：“你嘴巴好刻薄。”
有时父亲厌恶我，这种情况要更糟糕。
“是什么让你觉得有权利诋毁体面的人？”
今天没有发生那样的事情——我像客人一样自在地坐在桌子旁，几乎和艾尔弗莱达一样自在，由着性子炫耀自己。
但是，裂痕即将产生，也许是最后一次，艾尔弗莱达最后一次和我们吃饭。继续交换圣诞节卡片，可能还有信件——只要母亲能动笔写字——我们还能在报纸上读到艾尔弗莱达的名字，但是我不记得我住在家里的最后几年中她还来过。
可能是艾尔弗莱达问能不能带她的朋友过来，家里人说不行。如果她已经和他同居了，那算是一个理由，如果他后来和她结婚了，这个也算是一个理由。父母在这件事上是一致的。母亲对不合常规的或招摇的两性关系感到恐惧——也可以说，她对任何合法婚姻不认可的性关系都感到恐惧——父亲那时对这个问题也很严肃。他也许对能掌控得住艾尔弗莱达的男人有特殊的反感。
在他们眼里，她让自己掉价了。我可以想象他们都在说，她无须那样廉价。
不过也许她根本就没有问过，她可能知道不会得到允许。早先开心来访的时候，她可能还没有男人；后来有了，她的注意力可能就彻底转移了。她可能变了一个人，后来她当然是变了许多。
或者她是担心家里有病人的那种特殊气氛，病人的病情只能继续恶化，没有康复的可能。我母亲的状况就是这样，她的各种症状混在了一起，情况急转直下，忧愁和困难变成她全部的命运。
“可怜的人。”姑母们说。
当我的母亲从一个母亲变成了家里的病人，以前家族里其他那些如此拘谨的女性却似乎获得了一些活力，应付世界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祖母自己弄了一个助听器——没有人会向她建议这种东西。一个姑父——不是阿夏，而是叫伊恩——死掉了，那个姑妈学会了开车，并在一家服装店做修改工作，也不再戴发网了。
他们来看望母亲，看到的情况总是一样——原来那个漂亮的、从来不让别人忘记她是老师的人，一个月连一个月地变得行动迟缓，四肢僵硬，讲话越来越不清晰，而且变得胡搅蛮缠，没有什么能帮助她。
他们嘱咐我好好照顾她。
“她是你母亲。”他们提醒我。
“可怜的人啊。”
艾尔弗莱达从来不会说那些话。站在他们的立场，她也许会不知道说什么好。
她不来看我们对我来说没关系。我不希望人们来。我没有时间招呼他们，我变成了一个暴躁的管家婆——给地板打蜡，连擦碗布都要烫，这样做是为了远离一种耻辱（母亲的病情恶化是影响我们的唯一耻辱）。我这样做是为了显得我和父母、弟弟、妹妹在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正常生活，但是一有人踏进家门看见我母亲，情况就变了，他们可怜我们。这是我不能忍受的。
我获得了奖学金。我不能再待在家里照看母亲和其他一切了。我去读大学了。大学在艾尔弗莱达住的城市。过了几个月她请我过去吃饭，但是我去不了，因为除了星期天，我每天晚上都在工作。我在市中心的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工作，两个图书馆都是开到九点钟。后来过了些日子，冬天的时候，艾尔弗莱达又叫我去，这次是星期天。我说不能去，因为要去听音乐会。
“啊——约会？”她问。我说是，但是当时这不是真的。我是和另一个或两三个女孩去大学礼堂，听免费的星期天音乐会，我们抱着渺小的希望，想遇到一些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