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贴一个标示：‘每个神父都是小偷’。这就是我们的座右铭，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天主教教会的问题是，还有几个老实的神父，他们搞砸了一切。”
在接下来的五十英里，他一直滔滔不绝地讲着宗教问题，然后他又把话题转到文学上，接着是政治，最后，在我们的旅程接近尾声时，他开始谈论女性解放。
“你知道么，”他说，“有趣的是，我真的非常支持她们，我总觉得女人挺倒霉的，即使是在我让她们倒霉的时候也一样。但是那些婊子，她们甚至都不让我说完我的演讲，那就是女人的问题，她们完全没有幽默感。她们难道不知道我只是在开玩笑吗？我之后就会反转过去支持她们吗？”
我对他说：“你何不把那篇演讲稿发表出来，这样她们就会知道了？《君子》杂志肯定会刊登的，不是吗？”
“当然，”奥萨诺说，“也许我待在减肥农场的时候会好好修改一下，好让那篇演讲发表时更有可读性。”
最终，我陪着奥萨诺在杜克大学诊所待了一整周。那一周我见到的胖子——我说的可是体重两百五十到三百磅的那种胖法——比我一生中见到的加起来还要多。自从那个星期之后，我再也没有相信过穿着斗篷的姑娘，因为任何一个超过两百磅的胖姑娘都会以为她往身上披一条墨西哥毯子或是法国宪兵斗篷就能藏住自己的胖。实际上，那只会让她们看上去像个巨大又可怕的庞然大物从街上走过来，好像是某个可怕的把衣服塞得满满的超人或是佐罗。
杜克大学的医疗中心绝不是一个为了美容而减肥的机构，那里对修复因为长期超重而造成的身体伤害问题非常严肃。每一个新客户都要花上好几天进行各种各样的血液测试和X光扫描，所以我陪着奥萨诺，确保他去的都是提供米饭的餐馆。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不管我吃多少，从来不会多长一斤肉。那一周令我永生难忘。我看到三个三百磅的姑娘在蹦床上蹦跳，一个超过五百磅的男人被弄去火车站，用货运称重器称他的体重。那么巨大的身形蹒跚着走入黄昏的景象带着种悲凉，就像一只大象在知道自己将死去时蹒跚着走向坟场一样。
奥萨诺在杜克医疗中心大楼附近的假日酒店里定了个套房。许多病人都住在同一家酒店，大家一起散步，打牌，或是坐在一起想要勾搭到一起。有很多的绯闻，一个两百五十磅的男孩把他三百五十磅的姑娘带去新奥尔良来一段周末同居之旅，不幸的是，新奥尔良的餐馆都太出色了，他们在那两天里一直都在大吃大喝，回来都增重了十磅。让我觉得可笑的是，增重十磅在这里被认为是比偷情更严重的罪恶。
一天晚上，奥萨诺和我在凌晨四点时被一个男人致命的痛苦哀号给惊醒。在我们卧室的窗外，一个总算把体重减到两百磅以下的男病人躺在草地上，他显然奄奄一息了，或者至少听起来如此。人们急匆匆地跑过去，一个诊所的医生已经到了他身边，一辆救护车载着他离开。第二天我们听说了发生的事情，那病人把酒店贩售巧克力的机器里所有的巧克力都一扫而光，他们数过草坪上的包装纸，一共有一百一十六张。似乎没人觉得这件事有多古怪，那男人恢复过来并继续进行减肥疗程。
“你会在这儿过得很开心的，”我告诉奥萨诺，“素材足够多。”
“不，”奥萨诺说，“你可以写一部关于瘦子的悲剧，但永远也写不出一部关于胖子的悲剧。记得以前肺结核曾经有多流行吗？你可以因为卡米拉的悲剧而哭泣，但你怎么能够为一袋三百磅的肥肉而哭泣呢？那很悲剧，但看上去就很不对劲。就连艺术也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奥萨诺最后的测试。我计划当晚就飞回去。奥萨诺表现非常好，严格遵循米饭食谱，也因为我一直陪着他而感觉不错。当奥萨诺去医疗中心拿检查结果时，我收拾好了行李，等着他回到酒店。
奥萨诺四个小时后才出现，他的脸庞因为激动而生机勃勃，绿色双眸跃动着，以前的闪光和色泽又回来了。
“一切结果都还好吗？”我问。
“当然。”奥萨诺说。
有那么一刻，我不相信他，他看上去太精神奕奕太开心了。
“一切都很完美，不可能更好了，你今晚就可以飞回家，我得说你是个真正的朋友。换成其他人绝不会像你这样，日以继日地吃米饭，更糟糕的是，还得看着那些三百磅的女人摇晃着她们的屁股经过。不管你对我犯下了什么罪过，我都原谅你。”
有这么一刻，他的双眸和蔼，非常真挚，脸上有种温和的表情。“我原谅你，”他说，“记住那一点，你真是个天杀的罪人，我想要你记住这一点。”
然后，自从我们认识之后极为罕见地，他拥抱了我。我知道除了女人，他痛恨任何人碰他，我也知道他痛恨变得感情用事。我很惊讶，但我并没有琢磨他说原谅我是什么意思。奥萨诺精明极了，他比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都聪明。通过某种途径，他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帮他弄到那个三元文化杰夫·瓦艮的编剧的活儿。他原谅了我，很好，那就是奥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