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箱子，锁板也很重。它看上去坚固得令人敬畏。“它不会爆开，”卡里说，“我们也能轻易在行李传送卡车上追踪它。”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行李箱，于是说了出来。
“只是个我在洛杉矶买到的古董。”卡里自得地说。
在只剩十五分钟时，我们跳上了一架日航747，卡里特意把时间算得非常精准。在长长的飞行中，我们玩着纸牌。当我们在东京降落时，我已经赢了他六千美金。卡里似乎并不介意，他拍着我的后背说：“我会在回来的飞机上赢回来的。”
我们在机场打了辆车去酒店。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远东地区的这座绝妙之城，但它看上去只是更加破旧、空气更浑浊的纽约。它看上去似乎在比例上也更小，人们更矮，建筑更平，雾蒙蒙的城市天际线就像缩小版的纽约城那熟悉而压倒性的天际线。当我们走进城市的心脏时，我看到人们都戴着手术纱布面罩，那让他们看起来很怪诞。卡里告诉我，日本人在市中心会戴上遮阳的口罩，以防止严重污染的空气所引起的肺部感染。
我们经过一些木制的房子和店铺，它们就像是摄影棚里的场景，和它们交织在一起的是现代摩天大楼和办公楼。街上满是人，很多都穿着西式服装，其他的——主要是女性——则穿着某种类似和服的衣服。真是个令人困惑的时尚大杂烩。
酒店令人失望，它现代又美国化，巨大的大堂铺着巧克力色的毯子，还有非常多的黑色皮椅。穿着黑色美式西服的小个子日本男人坐在椅子里，紧紧攥着公文包。这完全可能是一家纽约的希尔顿酒店。
“这就是东方？”我问卡里。
卡里不耐烦地摇了摇头：“我们可以好好睡一晚，明天我会去做我的事。明晚我会向你展示真正的东京是什么样子。你会好好享受的，不用担心。”
我们同住一个很大的套间，两个卧室。我们打开了行李箱，我注意到卡里那黄铜包裹的箱子里放的东西极少。因为飞行，我们都很疲倦，虽然才东京时间六点，我们还是上了床。
第二天一早，我卧室的门被敲响，卡里说：“快点，是时候起床了。”窗外才刚刚破晓。
他在套房里吃早餐，那让我失望，开始觉得自己不会看到几眼日本了。我们吃了鸡蛋、培根、咖啡和橙汁，还有些英式松饼。唯一东方的是某种薄煎饼，很巨大，比我们的煎饼要厚上两倍，更像是巨大的厚片面包，颜色也是种非常有趣而古怪的黄色。我试了一口，尝起来像鱼。
我对卡里说：“这是什么鬼东西？”
他说：“这是煎饼，但是用鱼油煎的。”
“我算了。”我说，把盘子推到他那边去。
卡里津津有味地把它们吃光了。
“你只要习惯就行了。”他说。
在喝咖啡时，我问他：“计划是怎样的？”
“外面天气好极了，”卡里说，“我们一起散个步，我会把计划讲给你听的。”
我明白他不想在房间里谈。他担心这间房也许被窃听了。
我们离开了酒店，时间还很早，太阳才刚刚升起。我们转到一条小街上。突然之间，我就到了东方。目力所及之处全都是摇摇欲坠的小房子和小楼，人行道边一堆堆巨大的绿色垃圾堆得那么高，形成了一堵墙。
有不少人在街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人超过了我们，他的黑色和服在身后飘扬。两个瘦长结实的男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前面，穿着卡其工装裤和卡其衬衫，白色纱布口罩遮住了他们的脸。我惊得一跳，卡里大笑着，那两个男人转进了另一条小巷。
“上帝，”我说，“那些口罩真吓人。”
“你会慢慢习惯的，”卡里说，“现在，认真听着，我想让你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这样你就不会犯任何错误了。”
我们沿着灰绿色的垃圾墙走着，卡里跟我解释他将要偷运出去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日元，而日本政府对本国钞票的出境政策极为严厉。
“如果我被抓了，就会蹲监狱，”卡里说，“除非F先生帮忙，又或者F先生跟我一起蹲监狱。”
“那我呢？”我说，“如果你被抓了，我不是也会被抓？”
“你是个知名作家，”卡里说，“日本人对文学推崇备至，你只会被赶出日本，嘴巴闭得紧紧的就行了。”
“所以，我只是来这儿享受一段好时光的。”我说。我知道他完全是在胡扯，想让他知道我很清楚这一点。
然后我想到了另一件事。“我们他妈的要怎样才能通过美国海关呢？”
“我们不用，”卡里说，“我们去香港，把钱脱手，那里是个自由港，在那里，只有拿香港护照的人才需要通关。”
“上帝，”我说，“你现在才告诉我我们要去香港，我们在那之后又该死的要去哪里，西藏吗？”
“认真点，”卡里说，“别惊慌，我一年前带了一点钱这样走过一次，就为了试一试。”
“给我弄把枪，”我说，“我有老婆和三个孩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