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有很大空间。”我说。
卡里大笑。“你会看到的，”他说，“赌博将会流行起来。”
我们吃了简单的午餐。为了怀念旧日时光，便去了桑斯赌场，每人拿了两百块相携去骰子桌上赌博。卡里自嘲地说：“我的右臂会连赢10把。”所以我让他掷骰子。他和以前一样不走运，但我注意到他的心根本不在骰子上。他不再享受赌博了，他变了。我们开车去机场，他陪我等在登机门边直到登机时间到。
“你碰上麻烦就打电话我，”卡里说，“下次你再过来，我们跟格罗内维特一起吃晚餐，他喜欢你，有他站在你这边是好事。”
我点点头，然后把现金收据从口袋里拿出来，这些收据能在香格里拉酒店换筹处换到三万美金。我的旅行开支、赌博和机票钱加在一起是另外的三千。我把收据给了卡里。
“这些你帮我拿着。”我说。我改变了主意。
卡里数了数那些白色的纸，一共有十二张，他看了看总数。“你信任我来保管你的钱？”他问，“三万块可不是个小数目。”
“我总得相信某个人，”我说，“再说，我亲眼看到你一穷二白时拒绝了乔丹的两万块。”
“那只是因为你让我羞愧得不得不那么做。”卡里说，“好，我会藏好这个，如果事情真的变得棘手，我可以借现金给你，这些就当作抵押，这样你就不会留下可供追查的痕迹了。”
“谢了，卡里，”我说，“谢谢你款待我的酒店房间、食物和一切，谢谢你帮我的忙。”我感到一种对他的真正喜爱。他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之一，但当他在我上飞机前拥抱我跟我告别时，我还是有些惊讶。
我坐在急匆匆从光明中赶往东岸黑夜时区的飞机上，飞机如此迅速地逃离了西部西沉的太阳。当我们猛冲进黑暗中时，我想着卡里对我的喜爱之情。我们几乎不了解对方，我们都太少有机会真正了解他人，就像乔丹，而我们分享了乔丹的失败和投降。
我从机场打电话给瓦莱莉，想告诉我提早一天回家，没人接听。我不想打到她父亲家去找她，便叫了辆出租车去布朗克斯区。瓦莱莉还没回家。我又感到了那种熟悉的恼怒和嫉妒，她又把孩子们带去长岛见外祖父母了。但我又想，管他的呢。凭什么她周日非得孤零零地呆在我们的廉租公寓里，而她本可以有快活的爱尔兰家族、兄弟姐妹和朋友的陪伴，可以让孩子们在新鲜的空气和郊区的草坪上玩耍。
我会等她回来，她应该很快就回家的。我一边等一边打电话给亚蒂，他妻子接的电话，说亚蒂提前上了床，因为他不太舒服。我叫她不要叫醒他，没什么重要的事，然后，带着点惶恐，我问她亚蒂怎么了，她说只是很累，最近工作太忙碌，甚至都不用专门去看医生。我告诉她第二天上班时会给亚蒂打电话，便挂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