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列出了两份名单：一份是官方的轮候名单，一份是我的行贿者名单。我很小心地不要贪婪，十个名额留给付了钱的人，十个给官方名单上的人，每个月无比准时地赚一千块。其实，我的顾客们已经开始互相竞价，过不了多久，一个名额的价钱就变成了三百美金。当一个穷孩子走进来时，我知道他永远也不可能在被征召之前及时排到名单前列时，会觉得内疚。这让我纠结到最终决定完全忽略官方名单。我每个月让十个人付钱，然后十个好运的家伙免费入伍。简单来说，我利用了自己的权力，这是我一直以为自己永远也不会做的，但并不坏。
我当时不知道，但我已经在我的小组里建立了一支朋友之军，他们之后救了我的命。另外，我还定了另一项规矩：只要你是个艺术家、作家、演员或菜鸟戏剧导演，你就能分文不花地入伍。那是我的补偿，因为我再也不写作了，再也没有下笔的冲动，也为此而愧疚。实际上，我积攒负罪感的速度就跟赚钱的速度一样，所以想通过做好事这种经典的美国方式来赎罪。
弗兰克批评我缺乏生意直觉，说我人太善良，必须得变得更强硬，否则人人都会占我便宜。但他错了，我可没有他和其他人想的那么善良。
我的眼光更远。只要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这个骗局总有一天会曝光。太多人参与进来，几百个拥有我这样工作的平民都在收受贿赂，几千个预备役军人都是花了一大笔钱才能进入六个月项目。这一点仍然让我别扭：人们竟然愿意花钱参军。
有一天，一个大约五十岁的男人带着他儿子走了进来。他是个生意人，有钱，他儿子是个刚刚开了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那父亲手上有一堆政客的信。他跟正规军少将谈了谈，然后在小组会议的当晚又跑来见预备役的上校。他们对他非常客气，但用通常的名额不够的说辞打发了他，叫他来找我。所以那父亲跟他儿子一起来到我的桌边，把那孩子的名字登进了官方的等候名单。他姓西勒，而他儿子叫杰里米。
西勒先生做汽车生意，专卖凯迪拉克，我让他儿子填了问卷，随便聊了聊。
那孩子什么都没说，他看上去很羞愧。西勒先生说：“他得在这个名单上等多久？”
我靠在椅背上给了他通常的答案。“六个月。”我说。
“他在那之前就会被征召，”西勒先生说，“如果您能做点什么帮助他的话，那就太感谢了。”
我仍回以通常的回答。“我只是个文员，”我说，“唯一能帮到你的是你已经见过的那些军官，或者你可以试试看找你那区的参议员。”
他精明地凝视我良久，然后拿出他的名片。“如果你想要买车，一定来找我，我能帮你打个折。”
我看了看他的名片，然后大笑。“我要是能买得起凯迪拉克，”我说，“就不用来这里工作了。”
西勒先生冲我友好地微笑。“我猜也是，”他说，“但如果你能帮助我，我将会非常感激。”
第二天，我接到西勒先生一通电话，他带着销售骗子们那种假惺惺的友好，问候了我的健康，问我情况如何，然后评论了今天天气真好。最后，他说自己因为我的礼貌而对我刮目相看，那在跟公众打交道的政府雇员中简直太稀罕了，他又提到听说有人想卖一辆只开过一年的道奇车，便买下了它，如果我愿意午餐时跟他讨论一下价钱，他就能打折把它卖给我。
我告诉西勒先生，自己没法跟他一起午餐，但回家路上可以顺路去他的车场。他的车场位于长岛区罗斯林路，跟我在布朗克斯区的廉租房隔了不超过半小时路程。我到那儿时交通还不太忙。我停好车，在车场里四处看那些凯迪拉克，我完全被中产阶级的贪婪动摇了。那些凯迪拉克都美极了，车身修长、铮亮又有分量，有些涂上了金光，其他的则是奶白或深蓝，甚至还有火焰般的红。我还瞧了瞧车的内部那长毛地毯和华贵的座椅。我对车从来都兴趣不大，但那一刻，我无比渴望拥有一辆凯迪拉克。
我走向那栋红砖建筑，路边有一辆蓝色的道奇。要不是他妈的刚刚走过那一排排的凯迪拉克，我一定会爱上这辆很不错的车。我往里看了看，看着挺舒适，但完全不华丽，该死。
简单来说，我就是按照经典的小偷暴发户的风格做出了反应。过去的几个月，我身上发生了某些非常有趣的变化，收第一份贿金时，我非常不高兴，以为会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一直都为自己从来都不是骗子而骄傲。但我现在为何如此享受这廉价的小受贿者和骗子的角色呢？
真相是，正因为我变成了一个背叛社会的人，我才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我热爱因为背叛作为政府雇员的那份信任而能拿到钱，我热爱诈骗那些来见我的孩子。我带着农民弄到一分钱的那种沾沾自喜，欺骗着，假装着。有些夜晚，我躺在床上睁眼琢磨新法子时，也会好奇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我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作为艺术家被拒绝而报复，是在弥补自己作为孤儿毫无价值的感觉，是补偿自己完全缺乏任何尘世的成功，以及总体来说我毫无用处的人生。最终，我找到了一件可以做得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