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讲究生态环境效益，坚决防止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人类对于资源条件和自然环境的重要性有一个认识过程。从联合国来看，从整个世界来看，也是在1972年6月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才提出了环保问题，用“只有一个地球”的基调将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生态系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那之前，纵观已经或者大体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欧美，还是俄国、日本，都是靠以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和生活资料高消费来支撑和刺激其经济高速增长的。
中国工业化体系的初步形成也是属于粗放型发展，并没有太多采取环境保护措施。但是周恩来还是指示中国组团参加了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8月，中国政府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环境保护工作方针。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宣布保护环境与控制人口一样，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使得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走上轨道。这与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上呼声越来越高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不谋而合。也正因为这样，中国在参加以“可持续发展”为基调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时，显得胸有成竹，满怀信心。比较其他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环境问题的观点和态度表现得极为开明和积极。环发大会之后，中国很快参照《21世纪议程》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我们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在1995年9月提出了“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思想，强调：“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绝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在这方面，我们跟得还是比较紧的。
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突出贡献的，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的。当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更大贡献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这具体表现在党的十五大上。
党的十五大率先提出公有制的不同实现形式。党的十五大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了我们基本经济所有制的层面，作为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补充，这个贡献就很大了。这一个贡献，加上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加上股份制也是一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这就使得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主政的13年实实在在地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在正增长上面。它没有负增长。除了最初的治理整顿，都是快速、平稳的发展。即使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增长也在7％以上，好几个年份是在9％、10％以上。
这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公民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有容乃大的社会。这个社会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利益格局的正确配置，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诉求。用我的话说，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讲话”。你看，一个“和”字，禾字旁加一个口，不就是“人人要吃饭”、“人人有饭吃”吗？再看和谐的“谐”字，言字旁加一个皆，“皆”就是“都”，这不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要说话”吗？“人人有饭吃，大家要说话”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最能体现不一样的人的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你只要是这个社会的成员之一，你就张嘴有饭吃，开口能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