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一直就有争论。问题是明摆着的，计划经济在战争时期可以，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可以，那时人们要求很低，只要吃饱穿暖。计划经济能把有限的资源进行集中分配，以满足人民起码生存要求，是有效的。刚解放时，当时人均才1美元，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是人均2000美元。人们的需求千变万化，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快速增长，越来越难以满足，你怎么可能再搞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才1亿美元投入，投什么项目都是需要的，计划很容易做，现在是上万亿美元投入，成千上万项目，谁有本事能正确地计划？
规律性的东西往往要通过现象的不断往复才能更明确地被人们认知。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当我们发觉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实践越来越证明计划经济已经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不能为人民从温饱走向小康、富裕提供足够的保证，我们就不得不及时果断地扬弃它。邓小平讲“不改革死路一条”是科学的结论，是充分反映党心民意的结论。
有人问，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建立充分反映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吗？姑不论这在技术上是无法做到的，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这个计划经济不就等同于市场经济了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直接运用市场经济机制而多此一举呢？！还有人问，难道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能够万古长存吗？到了共产主义还不会消灭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吗？我想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我们十几代、几十代以后的子孙们去回答吧。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更聪明、更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得出更好的结论来。用不着我们现在越俎代庖，瞎操心。一代人管一代人的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无论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代人唯一正确的选择。
有人说计划经济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所主张的就是：“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
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苏俄曾经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企图一步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实践给予了无情的回答。列宁作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时地从实际出发，改行著名的“新经济政策”，拯救了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列宁当时搞教条主义，僵化地坚持按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建设“共产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也许早已夭折在摇篮里了。但是，我们也不要神化列宁。如果我们全面考察列宁的理论观点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显然“新经济政策”只是策略的转变，而不是对计划经济理论的修正或突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观点是完全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并且首先明确提出“商品经济”、“产品生产”和“计划经济”等概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甚至具体设想整个社会生产像一个托拉斯一样运作。就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情况下，列宁也没有放弃计划经济。列宁关于计划经济的观点不仅一以贯之，而且具体组织实施。实施计划经济的计委、经委、专业管理局等，都是于列宁在世时创建起来的。
但是，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一文中又特别说到“当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从生存型阶段达到了温饱型阶段之后，必须及时地用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来代替产品经济即计划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合乎逻辑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理论结论。马克思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因此很自然得出了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必然也必须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论。马克思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生产和交换的实践，自然也不能苛求他在100年前就给我们把什么结论都准备得无一遗漏。如果不能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自己的实践，得出自己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结论，那还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呢？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前途？耐人寻味的是，首先对马克思主义消灭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论进行修正的恰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创始人——斯大林。他在逝世前写下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已经部分承认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必要性。他曾这样写道：“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来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转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在这里，斯大林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惜斯大林开的头却没有继续探索下去。
所以，我们说，如果马克思在世的话，他也会说计划经济不符合历史规律，他也会认为市场经济能够带来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