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你还不知道我们警察系统的最新进展，”对方回答道，“我对此并不惊讶。我们的最新进展对受教育阶层是保密的，因为这一阶层有我们太多的敌人。不过你似乎心态不错，我想你或许可以参加我们。”
“参加你们的什么组织？”赛姆问道。
“我会告诉你，”警察慢悠悠地说，“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一个部门的头头，欧洲最着名的侦探之一，一直认为一个纯粹高智商的阴谋会很快威胁文明的存在。他确信科学和艺术世界正无声地被裹胁到一场针对家庭和国家的战争中。因此，他组建了一支特殊的警队，在这里，警察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职责就是监视阴谋的发生，不仅仅在刑事角度上，在任何一个有争议的角度也是如此。我自己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我完全明白平常人在需要平常勇气或德行事务中的价值。不过很明显，在一项追捕异端邪说的调查中使用普通警察是不得体的。”
赛姆的眼睛带着同情和好奇闪闪放光。
“那么你做什么工作？”他问道。
“哲学家警察的工作，”穿蓝色制服的警察答道，“比平常侦探的工作要更冒险，而且更微妙。平常的侦探前往小酒馆逮捕盗贼，我们前往艺术家的茶会侦探厌世主义者。平常的侦探从账本或者日记里发现犯罪行为，我们通过一本十四行诗集预测将要发生的罪案。我们要查出那些逼使人们最终迈向理性狂热和高智商犯罪的可怕思想的源头。我们非常及时地避免了一起在哈特勒普的暗杀，那完全归功于我们的威尔克斯先生（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精通一首八行两韵诗。”
“你是说，”赛姆问道，“犯罪与现代人的才智之间的联系真的很密切？”
“你不是一个纯粹的民主主义者，”警察答道，“不过你刚才说我们对贫穷罪犯的处置非常野蛮，这你说对了。我告诉你，我有时厌倦我的职业是因为我发现它总意味着一场针对无知者和铤而走险者的战争。但我们的这一项新行动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否认那个势利的英国人的假想，即文盲是最危险的罪犯。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古罗马帝国的皇帝，不会忘记那些在文艺复兴时期下毒的了不起的王子。我们要说危险的罪犯就是受过教育的罪犯，当下最危险的罪犯就是完全无法无天的现代哲学家。和他相比，盗贼和重婚者实质上是有德之人；我同情他们。他们认同人类的基本理念，也以错误的方式追求这一理念。盗贼尊重财产。他们仅仅是希望别人的财产变成他们自己的财产，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更完美地尊重财产。但是哲学家厌恶财产本身；他们希望摧毁私有财产的观念。重婚者尊重婚姻，不然他们就是不愿经历重婚的仪式，甚至惯例的俗套；但是哲学家鄙视婚姻本身。杀人犯尊重人的生命，他们只是想通过牺牲他们认为的次要生命来使自己获得更圆满的人生；但是哲学家憎恨生命本身，憎恨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生命。”
赛姆拍了一下手。“讲得太对了，”他叫道，“我从少年时代就是这么想的，但总是无法说出对立的命题。普通罪犯是坏人，但至少就像俗话说的，他是一个有条件的好人。他说如果排除一个特定的障碍——比如一个富有的叔叔——他就会准备认同宇宙和赞美上帝。他是一位改革家，但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希望清洗大厦，而不是毁掉它。但是邪恶的哲学家不打算改变事物，而是要消灭它们。是的，现代世界保留了警务工作中所有那些暴虐和可耻的部分，如骚扰穷人，窥探不幸者。他已经放弃了他较为庄严的工作，如惩罚有权势的叛国者和有权势的异教首领。现代人说我们不应该惩罚异教徒。我只怀疑我们是否有权利惩罚任何人。”
“可这是荒唐的！”警察叫道，带着与他的身材和制服不相称的激动握住了双手，“这令人无法忍受！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可你在浪费你的生命。你必须，你应当，参加我们对付无政府主义的特殊队伍。他们的团伙就在我们的周围，他们箭在弦上。再等一会儿，你就可能丧失和我们一起工作的荣耀，可能丧失和世界上最后的英雄们一起赴死的荣耀。”
“当然，这个机会不该被错过，”赛姆表示同意，“但是我仍然不太理解。我和常人一样，懂得现代世界充满了无法无天的小人物和疯狂的小运动。然而，尽管他们令人厌恶，他们一般都有彼此不和的优点。你怎么会认为他们有一个团伙，而且要伤人，这种无政府主义怎么理解？”
“不要把它，”警官答道，“和那些在俄国或者爱尔兰偶然发生的使用炸药的暴动搞混了，那些暴动真的是被压迫者的暴动，他们可能是一些被误解的人。这是一个广大的哲学运动，包括一个外围的团伙和一个内在的团伙。你不妨把外围的团伙称为一群俗人，把内在的团伙称为一群牧师。我偏爱把外围的团伙称为无辜阶层，把内在的团伙称为极度有罪阶层。外围的团伙——构成他们支持者的主要群众——仅仅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规章和准则毁掉了人的幸福。他们相信人类的罪行、所有邪恶的后果都是制度的罪行。他们不相信罪行会导致惩罚，却相信惩罚导致了犯罪。他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