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被构造、被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新世纪文学”并不是一个只概括这几年来的文学现象的概念，它有待我们去论证，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学理性和科学性。
二、“新世纪文学”的生成
将“新世纪文学”置入“现当代文学”这个大的整体，其生成过程就会显现出较为清晰的形态。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的“当代文学”概念具有时间上的宽泛性和学理涵义上的整体性。它与“现代文学”是一种“既分又合”的关系。作为“现当代文学”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文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产生断裂，而是研究者们人为地对其进行了分割式的划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过程进行考察，就应该从90年代开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国文学是以逐渐渗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一时期的文学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学自身的思想内涵、审美精神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而这个准备期是可以而且应该包含在“新世纪文学”之中的。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社会开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此后，中国文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化冲击，文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纷纷“下海”、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纷纷走向市场，文学已经不再属于单纯的精神领域，而是逐渐地沦为一种可以经过包装贩卖的商品。这对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贾平凹、陈忠实、路遥、高建群等陕西作家的所谓“陕军东征”，王朔等人的电影剧本和电视剧本的走红，欲望话语的张扬等等都是市场化与文学结合后结出的果实，“个人化写作”更是产生了巨大影响。有关这一点，我在《新世纪文学初论》一文中已经做过详尽论证，本文不再赘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也对90年代的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许多人眼里的“西方”的物质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种优越的存在，于是，9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往往把发达的“西方”的现代文学当作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面镜子，而对“西方”的逐步了解却使他们得到了另一种结论，那就是对于这面镜子的失望和对于自身自信心的培养。这对于“新世纪文学”中国作家参与世界文学的信心和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之一，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不同文化形态的显现、不同文化立场的公开对抗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是90年代文学的另一特点。这一时期的文化形态已经是“大众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文化”三分天下，而人文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不同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开始明显分化。1993年至1995年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就是表征之一。此外，有关“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立场的世纪末的诗学论争也是这种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
就文学本身来看，90年代长篇小说、散文成为文学热点，1993年的长篇小说现象就是个典型的例证。相对于80年代，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多地开始重述历史，如刘震云、苏童、凌力、叶兆言、陈忠实、余华、张炜、李锐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了这一共同特征。与此同时，都市生活与物质主义成为90年代文学的主要表现内容，朱文、张欣、邱华栋、何顿等作家是这方面的代表。
正是因为90年代文学与80年代文学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所以，90年代就已经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已经结束，而“后新时期”已经到来，提出这一观点的有谢冕、张颐武、冯骥才、王宁等人。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他们的视域和努力却是很有价值的。不论是“90年代文学”的称呼还是“后新时期”的界定，都是对文学发展过程变化的体认。时至今日，回头再看90年代的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不论名称如何，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文化语境和文学自身都与80年代文学大大不同，可以看作“新世纪文学”的准备期。
(二)“新世纪文学”的生成语境
在经历了不到十年的准备期后，“新世纪文学”在文学发展过程中逐渐生成。它的生成与其时的社会、文化语境有着极密切关联。
90年代就已对文学产生影响的市场化的、全球化的浪潮仍然在继续，但它们带来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带来挑战，生态危机与精神危机的出现使人们对其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市场化的重要影响之一是文学作品变成了商品后，文学越来越走向边缘，传统意义上的文坛的体现成为刊物、书籍和网络三分天下的局势。全球化浪潮对于中国作家在新世纪的精神姿态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在最后一节中对其具体论述。
科学的高度发展对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现代高科技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科学的触角已经伸向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创造出物质的同时改变了古典的以信仰和道德为重心的精神世界，也极大地改变了作家的创作心理。而文学作为对人类实践的精神反思，也难以逃避受其影响的命运。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解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