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才能引起轰动效应。这是众多文本将性作为核心展开叙述的主要原因，因为文学走向市场之后，作家就必然要考虑小说的消费市场需求，人们潜意识中的某种欲望膨胀之后也需要一个适当的渠道进行释放，文学作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满足了某些读者潜在的心理需要，人的某些欲望通过文学阅读在想象或幻想中得到释放，从心理学上说对人的身心健康是有益的，的出现恰恰满足了一部分读者的审美期待。不仅“是一次对纯粹的阅读欲望的最成功的煽动”，而且“有对欲望的革命性放纵”。(陈晓明语)路文彬也指出在里涌动着的，是对那个时代主流精神的必然回应。这种主流精神就是对欲望的发现和肯认。小说写出了全球化时代人们日益膨胀着的欲望追求，活脱脱就是一次人类欲望的大联展，但就庄之蝶来说，他的欲望其实是很实在的，也是非常具体的，是属于庄之蝶个人的，不仅包括强烈的性欲望，还包括生存的、艺术的、感情上的、物质上的，等等。他的物质欲求被遮蔽在名人外衣之下，他的权力欲在那场诉讼中严重受挫，他伪装自己维护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名人形象和尊严，在家里，他要保持家长的尊严，在社会上要树立精神领袖文化名人的高大形象，在周敏面前他要摆出大作家为人师表的姿态，在婚外性生活中要表现出浪漫激情性技巧和男人的雄健耐力，还要在几个女人中游刃有余，就像印家厚一样，每一个角色他都力不从心，各种欲望的围追堵截使他陷入欲望的泥淖无法自拔，他选择逃避——出走，然而在这个物欲的时代，他只有逃向死亡或混沌(中风)。就这样，理想和崇高被作者不动声色地、无情地解构，彻底地颠覆了，剩下的只有欲望。
的外在形态是庄之蝶和几个女人的性爱故事，其内在形态是借着庄之蝶在政治文化经济大潮的漩涡中艰难挣扎的生命形态，写出了中国1990年代现代化过程中现代观念对传统知识分子行为规范和内心世界的冲击，写出了知识分子在转型期对现代文明拒斥、对传统农业文明变态依恋的文化心理，以及两种文明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巨大冲突。小说的隐性结构是社会文化批判，把人物的政治遭际与性爱生活交融在一起展示人物命运，借个体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婚姻生活和性交往来审视时代的政治文化变化，这种结构模式为展开更丰富复杂的生活内容和人物的心灵世界提供了更广阔的叙述空间。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向不屑于谈论物质欲求，而性是与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相关的，因此性较之物质欲求就具有更大的诱惑力。
小说的中心事件是一场因报告文学引起的关于个人隐私和名誉权的官司，诉讼本身就是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事件，因为只有在法制日益健全的社会环境里，在人的自我意识充分觉醒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这样的诉讼。围绕着诉讼，当事各方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上，表现了人们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这场诉讼的不同态度，庄之蝶希望私了，上窜下跳，托关系走后门说情，他潜意识中认为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涉足官司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好事，千方百计阻止这件诉讼成为社会热点，这和当前的名人名星借隐私和“诉讼”大肆炒作相比，庄之蝶还算是一个羞耻心尚存的无行文人。景雪荫提起诉讼的目的一是显示自己的权利和高洁，二是借机自高身价。周敏本来想借名人发家，没成想“赔了夫人又折兵”。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性交往都是围绕中心事件展开的，在诉讼的间隙中发生、发展的。
从庄之蝶与几个女人的交往模式来看，他们的关系几乎都是建立在庄之蝶自我文化身份认同的基础上，他的文化身份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遗留物，他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是传统的，他缺乏商品社会的应有平等意识和开放自由的品格，他与女性之间缺乏心灵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即使在性行为中，他也始终要处于主导地位，一旦性对象有了需求，他就会产生挫折感，并在生理上表现出来，在妻子面前性无能就与他在经济上对妻子的依附有关。他是西京四大文化名人之首，还有老婆借他名气开的一家小书店贴补家用，无论从文化修养、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来看，都该被列入十年后权威人士所开列的中产阶级的指标了。他的生活方式、精神困惑和崇尚清静的心境，也都是中产阶级才可能有的。因此，庄之蝶做什么事都放不开，连伤感和自怨自艾也生怕被他人知晓，处处以假面示人，他最怕别人触及他的心灵深处，习惯成自然，他自己也害怕触及自己的精神世界，举步维艰地躲藏着，许多人指责作者在小说中过多地保留了自己的影子，作者也说小说的创作是为了“安托自己的灵魂”，是自己的一段“心迹”，那么，作者越是回避庄之蝶内心的苦痛和悲凉，我们就越能感受到作者所未能言说的或不愿言说的属于作者的独特的心灵感受和体验。小说是对社会转型期都市文化生态的一种白描，四大文化名人借都市这座舞台展示自己生命的原欲，他们的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世界，都使人难以认同，更不要说激起人的崇高感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深陷于形而下的世俗生活，沉溺于金钱、肉欲、名声等欲望的旋涡，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社会良心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