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颓废和绝望，产生了一种无主体、无对象的漂浮和游移感。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Bauman)有一句名言：“生活在碎片之中”(Life in Fragments)，集中概括了后现代文化的美学特征。后现代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结果导致它对本能的完全依赖。在大众社会，“如果没有适当的道德秩序的框架出现，如果人们不具备一种可靠的道德价值感，那么一种欺骗性的无效的秩序就将取而代之，人们将转向替代的和虚假的道德。”(14)在文学艺术领域，作家艺术家的批判现实的道德立场是不能丧失的，因为文学艺术是神圣的、审美的、充满道德感的、灵性的事业，而不仅仅是肉体和欲望的个人化的主观展示。
对后现代来说，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实和肯定的生活，其余无非是精神病和死亡。在文学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脱离了艺术，走向心理：即文学创作不是为了读者而是为了作者，创作主体放弃了文学客体——现实生活，而注重作家的心态。作家自觉放弃了精神启蒙者的使命和责任，如果说文革期间是被迫放弃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就是作家对自我、对文学价值的主动离弃。作家“向内转”的幅度太大，转而沉溺于对本能欲望的书写，将欲望本体化，对人的原始欲望和本能无条件认同，将之作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和意义，以“新写实”为突出表现。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是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他们的狂想是恶魔也罢，凶杀也罢，均通过审美形式的有序原则来加以表现。王蒙笔下主人公对信仰的追求与迷狂；张贤亮对人类原始欲望与精神追求之间矛盾的渲染；张承志对理性与人类精神的狂热；路遥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叙述；张洁对女性爱情心理的细致描摹；高晓声对中国农民国民性的深刻揭露；以及改革小说对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不同层次的民众肉体和精神上的洗礼和蜕变。这一切，都是在审美的形式下，用传统现实主义的方式进行表现的。诚如有些评论家所说，那是“共名”下的文学，这一向是被批评的，事实上，1980年代的文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时的文学艺术即使对社会起颠覆作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人心的丑恶，它仍然是站在秩序这一边的，并在暗地里赞同形式(尽管不是内容)的合理性。“归来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为“文革”的灾难寻求辩护，包括知青作家对那一段生活的“理想化”叙述，将“文革”的苦难崇高化，将曾经的革命热情和青春“审美化”。后现代主义则溢出了艺术的容器，抹煞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事件”和“环境”、“街道”和“背景”，不是为艺术，而成为生活存在的适当场所。人活着就是为了生存，生存成了人的第一要务，活着成为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像方方笔下的七哥、余华笔下的富贵一样。
(三)消费主义：欲望本体化写作的丰厚土壤
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只有经济能改变人的生存境遇，人们也只相信经济利益构成全部生活的意义。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构成社会的外表，没有人相信精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5)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它不断为大众制造着新的需要、新的欲望。“对我来说，市场经济是像空气一样自然和理所当然的东西。毕竟，这样一种人类经济活动的制度是经过数世纪(甚至上千年)的摸索而建立起来的。这是和人类天性最相协调的制度。但是尽管这是如此行之有效，它也并不可能建立一种世界观，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或一种意识形态，也更不可能作为一种生活的意义。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悖论的，是对那些多年来从未对计划经济发表看法的人)，经济忽然变成一种崇拜、一堆教条，必须不容妥协地为之辩护和弄得比这种经济制度服务的对象即生活本身还要重要，事情就会变得不仅滑稽而且危险。”(16)然而在欲望本体化倾向的推动下，消费和市场已经在世纪末的中国成为一种“崇拜”。张颐武说：“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17)现代都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和工商业、金融、文化产业和消费的中心诱惑着人们，淘金者、农民工等自觉或被迫离开家园，纷纷涌入都市寻求新生活。人们在燃烧欲望的同时也迷失了自我，并自觉地认同和亲近现存社会，现代主义那种与世界的紧张关系逐渐消失了，先锋作家余华说：“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现在“世界在我的心中变得美好起来了”。(18)物质的丰富使人产生亲近感和满足感，平面化的生存方式让人觉得轻松、安全。
曾经有人这样评价现代化的代价：“在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在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