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对未来的期待与探索。当然，她们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离异不仅源于性格差异，也象征了她们既依赖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基础，又不得不以撕裂传统作为自我现代化的标帜。在她们的精神深处，这种矛盾还潜藏着对自我无法把握的恐惧感、漂泊的茫然以及否定一切的冲动。这种不自觉地现代化无疑是复杂又充满风险的，它既因无法与传统“断脐”而可能导致农民现代化的反复乃至中断，使之退回到“化”前状态——如许茂老汉作为土改积极分子，合作化时的作业组长，在长期的“左”的政策压制下，又变得自私、孤僻、爱面子、心肠冷酷又性格脆弱，尽管通过颜少春推心置腹的劝导，温暖了他的心，使他看到光明而“变”了，但真正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农民，他要走的路既漫长又坎坷；但它也无疑又孕育着农民自觉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与动力机制：
如孙少平与孙少安兄弟，作为在大时代的激荡中自觉现代化的农民代表，实际上寄托着作者对农民的现代人格设计理想。尽管作者为孙少平设计了“农民进城”的老模式，但与祥子们的“堕落”结局相比，孙少平在摆脱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传统生活之时，又执著地追求与城里人平等、有个人尊严、以知识充实精神空间、有文化品味、以科学技术来提升煤矿的竞争力与生产力、有能力把握自己的人生选择、雄心勃勃地自我实现……孙少平由“乡村→城市”的曲折经历就象征了农民现代化之“难与痛”。作者也为孙少安设计了现代版的“丑小鸭”模式。在作者看来，由于先天的小生产者出身与无比广大又深厚的文化背景，使农民被深深地吸附在“土地”上，无法离弃也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规则，甚至自己也成为农业文明的“构成传统”，在面临着整个时代无可阻挡的现代化浪潮之时，身负重荷的农民转型无疑是尖锐、剧烈并惨酷的，特别是他不得不踩着“土地”来改变自己亘古的生活方式之时。如孙少安从十三岁就挑起生活重担，他无法象孙少平一样，通过离土来改变自己的人生模式，他只能在土地与时代的交点中，寻找自我现代化的契机。因此，他在精神方面的进步就显得更为滞重与迟缓，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他必须依赖孙少平这个精神导师。他通过做生产队长、拉砖、贷款办砖窑、投资建村办小学等等行为，努力做成一个有主见、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不断地创造自己、通过善举实现爱心、以道德立“人”、个人的效能感与强烈的社会主人翁意识等“新型农民”。作者遵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思维逻辑，通过不断地考验凸现“人”的正面价值取向，有意识地遮蔽了“人”的负面性。其实，现代化永远是一柄双刃剑，它在使人进步之时，往往也诱发了人的惰性、恶魔性或其他种种消极因素，并使人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才是撕破了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的理想面具之后的残酷真实。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岳鹏程也审时度势，做了时代的弄潮儿。然而，他却是一个新旧交接的“悲剧人物”：一方面，他的现代化是被时代大潮所裹挟的，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巨大魔力，使他充分地释放着自身之“力”，它无疑顺应着时代的要求而体现出“进步性”，在现代社会，他的“办事果决、作风泼辣、举措及时，推行工作大刀阔斧，十分注重效率以及多谋善断与过人的决策能力”，(23)使他具备着充分的新人素质。然而，在本质上，他并未挣脱小农意识的羁拌，如他以“血汗创下大桑园”为资本，在权力方面，表现出专制、独断的家长制作风；以婚外恋之名，行畸形的纵欲之实；突破市场的伦理与法律底线，不惜采取倒卖紧缺物资的非法手段；庸俗地迎合领导，冷酷地与儿子决裂，面对利益的苟且与奸滑，特别是既缺乏明确的、形而上的人生价值追求又不可自拨于此等等，使他凸现的仍然是小农式的精神内核与对现代化的本能反动，所以，陈荒煤老人在看过之后，也忧心患患地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清除长期封建思想所淤积的泥沙，也要防止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侵蚀，不然就功亏一篑。”(24)岳鹏程既乘现代化之“潮”而起，但他的某些反现代化内质不仅可能给改革造成障碍，甚至会摧毁它的整个基础。《羊的门》中的呼天成、中的现代农人邝开田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从总体来看，由于中国现代化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不仅在于人数众多，也在于农民的负袭最重以及农民在当下的焦点性，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告诫的：“在不发达国家，农民构成了人口最基本部分，因此农民是变迁机构的首要目标。只有影响了广大的农民，发展规划才能实现。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多数人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精神方式。(25)因此，引导和改造农民，使之成为现代化的主体，成为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当今长篇小说对农民的现代化途径及其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它所涉及到的诸多问题，尽管欠缺现实的尖锐性和直接性，但其所体现出来的人文性与底层精神确实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毛泽东曾经指出，在封建社会及旧时代，妇女是受压迫最为深重的一个阶层，其中，不仅“政权、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