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0］遵循着这一创作主旨，“十七年时期”的诸多作家都以创造典型为己任，呈现了大量以典型人物为中心，揭示主题、反映社会生活的作品。像《红岩》、《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作为处于同一艺术观念层次上的“十七年时期”的当代家族小说，也毫无例外地运用这一创作方法，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典型人物，极好地呈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红旗谱》中的典型人物是朱老忠，他的一切行为举止，都体现了当时农民的内在品格。如，嫉恶如仇、刚正不阿、豪爽仗义、爱憎分明、勇敢顽强、追求进步等。朱老忠是当时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的代表，他的成长经历，体现了许多中国农民的成长过程，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根本保证。但是，朱老忠又有着自己独特的经历和个性，他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的产生，，既是自身的生存环境和阶级地位所导致的，更有着父辈曾经的血海深仇。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一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三家巷》中的阿炳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生长在一个靠手工劳动维持生存的家庭，曾经当过铁匠、鞋匠、药铺学徒，也有过短暂的求学经历，底层的生活体验，使他具有了热爱劳动、憨厚正直、刚正不阿、敢做敢为等优秀品质。他勇敢地参加反帝革命，支持北伐战争、又在广州起义中浴血奋战，显示了一位革命者的战斗品格，但是，他又存有知识分子本身的弱点，比如在遇到困难时悲观绝望、盲目轻信、迷茫焦躁等。他的这种“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中发展着”［11］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反而使其更加亲切可信。他使我们看到了包括林道静在内的知识分子在革命熔炉中历练的痛苦和艰难，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曲折与复杂，非常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写真实”的深层含义。《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他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愿望，体现了解放初期许多并不觉悟的农民的心态和思想，他要凭借新社会给他带来的主人公地位发家致富，摆脱旧社会给他们家族带来的苦难；他不想关心别人的事情，怕给自己惹下麻烦；他拖儿子梁生宝的后腿，想让儿子一心一意帮助自己实现梦想。但是，在具有说服力的事实面前，他最终理解了儿子的做法，从思想深处懂得了走合作道路的意义，他成了儿子的精神支柱，并与其他农民一起走上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梁三老汉的文学史价值在于，他使人们感受到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艰辛与不易，体验到了提升农民精神的艰难与漫长，更感受到了历史每前进一步所需付出的巨大代价。除此之外，这些家族小说还以富含时代气息的笔触展示了典型人物生成的典型环境，传达出了极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性，从诸多的方面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内在要求。
但是，这种纯现实主义方法的使用，也使当时的家族小说创作暴露了其单一化、模式化、意识形态化及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等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和主题先行等诸多缺陷，在表现了当时的历史理性和创作意识的同时，影响了文学人物丰富性、复杂性的生成，同时也影响了文学的真正价值。总之，“十七年时期”的家族小说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真实场景和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表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内在价值体系，为当代家族文学的书写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2、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当代家族小说
进入80年代，中国当代文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一时期，西方文论、西方现代派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国内，给人们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艺术空间，它使思想解放后的许多作家认识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现代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感受，文学需要借鉴不同的审美观念和写作技巧，舍弃表象，直达本质。于是，当代文坛出现了以“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新感觉派”、“魔幻现实主义”等为代表的现代派小说。在当代文学内部，许多涉及文学本体的理论问题也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得到了重新的关注和思考，如文学的学科性质、文学的本体性、主体性、价值性，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等。通过广泛的论争和实践，人们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澄清了许多曾经混乱的思路，打破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桎梏，使文学自身重新回到了“五四”所开辟的道路，回到了关注社会、关注人的生存状况及内心世界、手法多样、主题丰富的轨道，从而真正实现了文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观念的解放促成了艺术手法的大胆创新，一时间，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使当代文坛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勃勃生机。受这些大的文学思潮及艺术手法的影响，当代家族小说也在80年代呈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面貌，创作出了具有新颖的思想内涵、复杂的人物形象、迥异的艺术特色的优秀文本。《红高梁》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它成功地将现实主义与以意识流、象征、通感等为其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