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了儒家思想中禁锢人类灵魂的残酷和落后的方面，揭示了当今社会国民性的极大缺陷，有着相当巨大的警示意义。
民间性生存是家族小说重要的表达立场，这类作品多侧重表现普通百姓的民间艰难贫苦生存状态，通过对这种状态中的人物表现，关照最普遍民众同样贫瘠无我的真实精神状态，这无疑使民族灵魂的重铸面临巨大的难题和现实。
这一类作品有《古船》、、《活动变人形》《羊的门》、等。这些文本与第一类作品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它们也在书写家族命运，但侧重点在于深入挖掘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存在、它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对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精神的影响和钳制。《古船》虽然反映了历史变革中洼狸镇上三个家族的不同命运，涵盖了相当丰富的历史及现实的内容，但其审视儒道文化在人物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存在、对人们的现实行为正在产生巨大影响的写作维度还是相当明显的。而且，它着重挖掘了道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及人生智慧，阅后使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隋家作为洼狸镇上的造丝大户，从民国时期到改革开放，经历了数次的大起大落，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也都在这些风雨飘摇中演绎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到了隋抱朴这一代，他因为自身的精神痛苦而开始了对自己家族的反思。他的反思力量既来自儒家文化中的内敛、忍让、悲悯等人道主义情怀，更来自道家的“盈满则亏、物极必反、知足长乐。”这种深刻的反思，使他对自身、时代、人生等都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和感悟。他最终改变了自己也改变了洼狸镇。作品通过隋抱朴、张王氏、赵炳等人物形象和富有地域色彩的生活画面透射出了作者对道家精神的吸纳和接受，展示了一种文化的巨大力量。诚如富有见地的论者所指出的，隋抱朴的所作所为，“象征着一种内圣式的自我敛悟之力，它要实现的是一种内向性价值，即自觉的道德内省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以及带有原罪意味的自我受洗。”［3］他的这种“道德人”的完美与其弟隋见素的人生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示了作者欲以道家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观念纠正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的失落和权欲、物欲的过度膨胀的明显意图。虽然作者极力推崇的人生信仰在洼狸镇暂时取得了胜利，但它却忽视了在现代社会人们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影响了其主题的深化。可以肯定的是，隋家家族文化中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必定要经受巨大的考验。总之，《古船》的出现显示了当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已经从“英雄主义”转向了“人道主义”及“文化探微”，在一定程度上更显示出了道家文化的巨大魅力。
以对鲜为人知的藏族土司生活的文学想象揭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虽然作者在细致的描画中也隐约闪现了“汉人”的出场与退场，但其人物与其家族命运紧密相连。每个人物的人生轨迹都有其内在规定性，所谓家兴我兴、家亡我亡。既可以道家“盛极必衰、物极必反”的义理观之，也可以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为其做结。《纪实与虚构》是王安忆数量不多的具有实验性质的论说体家族小说。它以虚实相间、真假相生的艺术手法，描述了“茹姓”家族祖先及后代的历史命运。作为对照，它以祖先精神的勇猛顽强以及金戈铁马的生活场景反衬了今人生活色彩的苍白、单调与贫乏，试图从虚构的历史中汲取生命存在所必须的强健与野性，使今天的生活富有激情与活力，以此来冲淡当下生活的琐屑与无意义。其中的人物命运以纵横交错的形式展开，画出了符合他们历史本质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曲线。是“作家以其小说家的眼光和手段，对一种伟大的金融传统的复活与惋叹。”［1］在曲折的故事和复杂的人物的展现过程中，作者奇迹般地复活了逸出中华文化常规的另一种极其复杂、庞大、神秘、精微的工商文明传统。由于其中的人物“在文化精神上充满了矛盾，开拓与保守，开放与守旧，开阔与狭隘像梦魇般的纠缠在一起，于是出现了行为上的超前性，民主性，与观念上的极大保守性、封建性的交错”，［2］这一切使他们的命运涂抹上了一层极其鲜明的悲剧色彩。
《活动变人形》更是开辟了一个揭示传统文化的极其新颖的视角。它从中西文化的碰撞出发，检视了儒家文化的落后与残酷以及在抵抗冲击过程中各个人物的精神痛苦。它的笔触虽然没有直接指向儒家文化，却借助激烈的矛盾冲突彰显了背负着这一文化要义生活的人们的悲惨境遇。静宜作为一个深谙传统文化宗旨的女性，牺牲了一生的幸福快乐却不自知；静珍虔诚地为封建伦理守灵，却不清楚是什么让自己跌入了生活的深渊。而由她们组成的守护传统文化的方阵又无情地扼杀着一个渴望呼吸新鲜空气、渴望生命质量与生存自由的倪吾诚的生命。在这种“杀”与“被杀”的循环往复中，所有的人都陷入了绝望、挣扎之中不能自拔。需要说明的是，《活动变人形》与《羊的门》一样，是从批判的视角介入传统文化的内核并对其进行剥离与暴光的，它使得传统文化又一次如冰山一角浮出水面，接受现代理性的审视与检阅。也从另一角度为90年代的文化探询提供了具有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