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它与传统的日常生活相比有着本质的差异，学者指出，“在农业文明时代，日常生活依旧是人类社会的主导性存在领域，而非日常世界相对狭小与不发达；而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以社会化大生产、政治、经济、社会管理等为内涵的社会活动领域和以科学、艺术、哲学为主要形态的精神生产领域飞速发展，从而使非日常世界急剧膨胀与拓宽，而日常生活世界则退隐为狭小的私人领域，成为人类社会的潜基础结构和背景世界。”(41)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民众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价值观念继续发生着变化，特别对于更为年轻的一代人而言，生活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现实生活中关于“快乐”的口号更是形形色色、异彩纷呈，关键在过去的人遵从教导，常把自我放在他人的后面，所谓先让别人快乐，自己才能快乐；现在不同了，人们发现如果自己快乐不起来，周围的人也难以快乐起来，更何况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是具有排他性的。将“自我”放在首位，已经成为新世纪、新时代青年(至少在都市)的价值观念核心。对于那些从事文学写作的新一代而言，标新立异、展示个性已成为实现个体“存在”的动力之源。这种强烈的不同于他人的愿望在文学领域突出表现为人物“隐私”的公开化倾向。需要澄清的是，此处并不是说创作者将本人的真正生活隐私写出来兜售，而是作品中主要表现的是主人公的“隐私生活”。此类小说与五四以来涌现出的“私小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本质却不相同。五四时期的“私小说”通过信件、日记等固定形式，抒写小知识分子面对文化转型、历史变动的巨大外部压力而产生的内心波动，虽也触及情爱、欲望，但主旨却在反映大时代与小人物的精神冲突，表现主人公反封建、追求个性解放的心路历程。而上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描写“隐私生活”类的小说，却是表现着当下中国最为“前卫”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身体欲望的极力描写，是对中国温文尔雅的文学审美风格以及普遍的伦理道德观的反叛，不仅如此，作品中传达出个体在反传统道德的行为、言语中，体味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的快感，并且能够实现某种自我的欣赏与陶醉，这无疑是对传统人生价值观的叫板。“身体是一切的准绳”(尼采语)成为年轻作家创作的准绳，欲望化的写作盛行一时。卫慧、棉棉，乃至网络上喧嚣一时的木子美，都超不出此囿。而作为非日常生活层面的文学创作，在处理日常生活话题时，又往往不能够舍弃对人物精神的眷顾，由此而达到作家对创作自我的深度精神关照仍然在作品中可见，除了那些并非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个人的生活体验之外，也正是因为写作本身的意义，使得创作者感受并实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卫慧在中说：“我在爱上小说里的‘自己’，因为在小说里我比现实生活中更聪明更能看穿世间万物。爱欲情仇、斗转星移的内涵。而一些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埋进了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即能发芽，炼金术般的工作意味着去芜存精，将消极、空洞的现实冶炼成有本质的有意义的艺术，这样的艺术还可以冶炼成一件超级商品，出售给所有愿意在上海花园里寻欢作乐，在世纪末的逆光里醉生梦死的脸蛋漂亮、身体开放，思想前卫的年轻一代。”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内心敏感、细腻的都市女子，在张扬自我个性的文字中展现出那种前所未有的自恋心态，而这种自恋或者以及对周遭的不满，同时也反映出现代人精神上的寂寞孤独。“我是那么浮躁，一颗不安分的心永远在飘来飘去，一刻也不歇，好累，好没用，有时连写作也不能给我安全感和满足感，什么也没有，只有坐着飞机飞来飞去，只有夜夜失眠，音乐、酒精、性也不能拯救我，躺在黑暗的中心像个活死人就是睡不着，我想上帝会让我嫁给一个善良的盲人，因为我看到的都是黑暗。”(42)这种寂寞和孤独、软弱与无力难以依靠物质来解决，性爱、身体的满足也不过是一时的麻醉，“隐私”空间作为个体最后的一块与世界抗衡的阵地，也显得越来越逼仄、局限。作家最后不得不承认：“只有写作才能让我跟其他平庸而讨厌的人区别开来，让我与众不同，让我从波西米亚玫瑰的灰烬中死而复生。”(43)关于“欲望化写作”的论题在本书中有专章论及，所以此处不再赘述。
总体来说，从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作家们对日常生活的关注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不同的立场、态度，从含泪的感喟到欣然舞蹈其中，生活再一次借助文学向我们展现了它的复杂和魔力。主流作家大多数采取在事件中抽离自身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姿态，对自己烂熟于心的日常琐事做旁观和点评，他们的文本无疑已经为当代读者建立了一种经典的日常生活文本模式，这一模式受大多数读者的认可，因为他们就生活在其中。通过这样的作品，作家将带动读者一起来认识和思考我们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尽管作品本身规避了说教，但其仍然隐含着对现实的批判。而少数另类作家的叙事态度就明显不同，“我”在文本中始终是第一主角，第一人称的内心剖白显得更为细腻并富有情致，作为自我内心的文本对象化，故事的自述性质大大加强，而且自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