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与理想与现实中繁琐的日常生活事务相抵牾着。在为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中取得的那份受人崇敬的精神收获，于家庭琐事面前显得毫无用处，久而久之，在这样的拉锯战中，个人的理想便会显得脆弱无力、虚无缥缈。
理想也有大小之分，相比陆文婷渴望将全部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眼科医学，张辛欣笔下《我们这个年纪的梦》中的“她”所怀有的只是对爱情童话的梦想。这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4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她”是出版社的编辑，一家三口蜗居在八平方米房子里。少年时代一段朦胧的感情，成了“她”一生中童话般的爱情梦。她对生活的爱、恨、遗憾、无奈，几种情绪之间的调节全要依靠这一份所谓“青梅竹马”的感情幻想。然而生活是难以预料的，当她从自己无尽的爱情梦想中想要寻求到力量来安慰和激励自己的时候，却最终发现自己“青梅竹马”的梦中情人竟然就是自己平日里并不喜欢的同事兼邻居。难以预料的现实生活彻底粉碎了主人公的梦，她立刻向现实妥协了，小说结尾这样写道：“于是，她去淘米、洗菜、点上煤气，做一天三顿饭里最郑重其事的晚饭”。整篇小说基本上以意识流的手法来写，细腻地刻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挣扎的心理状态，尽管她的理想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但那毕竟是一个人内心中对生活抱有的希冀所在。小说里四处散落着作家对于日常人际交往点滴又不乏深刻的见地：“合住一个单元的邻居关系，比两个相邻国家的关系还要紧”；“在这人挨人、人挤人的大世界，你自己的生活范围好象并没有扩大，反而缩小了”；“人跟人，最头疼的事”。小说对于一个人始终无法操控自己的生活发出了清醒的但同时也是无奈的喟叹：“似乎，一切真实的都跟幻想用翅膀划出的路线走的不是一条路。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懂得了遗憾，并习惯了在不知不觉中淡却遗憾……”
在此类的作品中，既没有重大事件，也没有特别尖锐的矛盾冲突，最贴近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事务层面，往往会逼迫出人性深处的那种盲目、自私、冷漠、妥协的秉性，而“无事”则成为平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就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里说的那样：“你几乎觉察不到，为一样、一样东西的捕获，为这些没完没了地盘算，每天，每天，你怀着持续的稍许紧张。只有到夫妻之间为什么事儿吵起来时，这些连成一条线的琐事才一股脑儿翻上来，卷成一大团理不清的烦乱，有时候委屈得直掉眼泪。可是，待到真要张嘴数数的时候，唉，简直没有一样是可以提出来作为郑重其事的悲剧素材的！”
80年代初的小说，在还原现实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之时，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传统文学中追求“崇高”人生价值的规范化的“理想”。当有人批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空洞、无意义时，作家专门为此作了声明：“我的本意却正是为了提醒我的同辈朋友们，正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真实现状，不断摆脱我们的茫然感，面对前进着的生活，重新寻找更加切合实际的、更具有建设性的理想”。(28)这段话流露出这一代作家的创作心态和他们的价值观念，面对坚硬的生活对人的消磨与损耗，面对理想的逐渐虚无化，他们无法处之泰然，同时又感到茫然和遗憾。用作家自己在作品中的话来说就是：“也许，这是从小灌输的理想教育，青春时期的奋斗本能，与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着的整个状况，长期形成的一种变态心理。实实在在、琐碎忙乱地生活着，心里总残留着一点没有实现、也许永远再没有机会实现的东西，在最隐秘的角落里，与现在的自我徒然抗争，搅得人在充实、填满的生活中有时感到若有所失。”(29)
自80年代中期以来，日常生活更是被剥去了它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刘索拉、徐星、陈村等作家，更进一步地将双脚踏实在现实生活的地面上，尽可能地用日常生活化的语言剔除某种虚假、矫作的“崇高”、“浪漫”，评论家指出：“我们每每感觉到主人公坦率和天真的性格和希望摆脱任何虚假，向他们本来面目返朴归真的生命冲动。与其说他们要反叛社会——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够拯救他人——不如说是反叛自己，反叛自己身上从文化熏陶中接受和养成的自命清高，假装斯文、故作博学与好作深沉的种种虚伪心理。”(30)在他们的作品中，“古典哲学赋予历史的理性必然被超理性的过程随机性和可能性取而代之，‘崇高’赋予人的理想的自主性也被世俗生活中人的受动性取而代之。总之，人不再成为人的抽象理想，不再在身外寻找自己假定性的存在；也不存在一个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割裂对立，故而不必要为自己树立一种称为超人和英雄的目的性献身使命——人之成为人自身，成为是怎样就怎样的‘俗人’”。(31)包括学者们在评价王安忆的时，也是因为“世俗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第一次进入了她的创作”而认为这部作品是“丰富、宽阔”的。(32)
(二)日常生活对理想和重大事件的彻底消解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涌现出一批描写俗世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