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回归之起，成为文学创作最为重要深刻的目标。过去那种一切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舍近求远、离开生活本真的创作是多么的虚假和生硬。文学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也不是芸芸众生的“道德”说教工具，文学也不可能肩负过于沉重的教化与拯救的责任，文学就是文学自己。神圣的帽子只能压断它飞翔的翅膀。时代的转折导致了创作主体的文学创作观念的调整，同时西方新的艺术观念也再次涌入中国，深深影响了当代作家的文学观念，比如上个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美术界兴起的“生活派”艺术家，他们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所蕴含的艺术可掘性，他们提出“艺术与生活无界限”的美学观念，认为“生活中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艺术品，街头噪音是最好的音乐，宇宙飞船与地面的通话胜似贝多芬的乐章，俯拾皆是的生活用品和垃圾箱中的破烂含有最高的审美价值。”(4)这种艺术观提示我们：曾经，我们忽视了多少可以开掘出艺术宝藏的生活内容。
2、普通人再次成为生活的主角和民族灵魂的体现者
普通人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最根本的载体。因此，普通人形象的变异一方面折射出民族精神的变化，另一方面表现出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
从建国起至文革结束，这段时间的大多数文学形象是“英雄主义”。激情充沛地塑造英雄人物、抒发壮志豪情是当时文学的时代风尚。尽管“十七年的文学中，仍然有不少描写普通人的作品，但由于受时代观念的直接驱策，作家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描绘英雄形象的立场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去挖掘突出普通人身上那可以被上升为英雄气概的因素。结果，普通人形象也是英雄般的顶天立地地。这与其说是普通人的形象，不如说是英雄的通俗化。”(5)当作家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领域，文学作品必然会打破以往英雄人物领衔主演的模式，还原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主角地位。
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普通人在精神本质发生了很大变化。普通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常常是：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要获得生存下去的条件，他们不是靠进取式精神去把握，而是靠各种不得不有的妥协失败甚至牺牲去换取。这实在是民族精神在实利面前蜕化缩水的显现。这反映出物质时代在对大多数个体精神世界侵蚀的同时，也侵蚀了民族精神的机体。这是民族灵魂发现的最大的严酷社会现实。普通人形象在政治或道德上不再具备“英雄”或者潜在的成为英雄的崇高性，而是变得平庸世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再把人物形象当作英雄来体验，而是把形象当作普通人来理解，当作一个真实自我的比照物来感受，这样文学便比以往更加平易近人。同时，日常生活中人与现实之间那种固有的实践关系得到真实地再现，在普通人身上，我们所挖掘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英雄人物形象所承载的深度。此外，“新时期文学的普通人形象更加突出了艺术辩证法的实践精神……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文学艺术中的英雄形象与普通人形象之间的在习惯思维上的对立实际上已消除。二者之间在根本上是相互沟通的，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崇高或鄙俗之分。而今，作家们即使是描写英雄，也尽可能挖掘英雄身上的普通人气息。”(6)从新时期开始，当代文学艺术观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以往英雄主义的框框条条和英雄人物领衔主演的模式，均被打破，文学开始真切地关注起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艺术形象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善，是恶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考虑文学是否符合艺术规律。应该指出，“普通人形象的崛起，代表着我国当代文学新观念的崛起，真正的艺术实践开始了”。(7)
3、日常生活的丰富层面提供了新艺术手法的试验与实践可能
日常生活的丰富层面，它的复杂性、随意性、可变性，为作家提供了广阔的艺术手法实践空间。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传统写实的艺术表现方式，迫切的心情促使他们再一次向西方现代文学家的创作实践经验借鉴和学习。国外文学当中曾经倍受诘责的象征主义、意识流、变形、荒诞等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和手法又重新得到采用。这些手法的艺术特点毋须在此多费笔墨，只是想说明：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是特别强调把创作主体的个人感觉、印象、意识、存在放在首位的，注重艺术的纯粹感和独立性。这种对个体创作意识、审美感觉极端重视的创作原则，反对文学作为任何其他东西的附庸的决绝态度，恰好为还原文学本身的面貌、地位、价值提供了有力的创作理论依据，为中国作家唤醒和复苏长期以来受到压制的、几乎快被窒息而亡的主体意识和凸现作家自我个性，提供了一种有力的途径。
新的艺术手法对表现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主观感受十分有利，生活带给人的破碎与不连贯的体验与印象，要求作家运用写实之外更具表现力的手法。比如意识流，它特别能表现出日常平凡生活经验的变化多端及丰富多样性，同时“也呈现出那些微不足道、细枝末节的东西。它造成的艺术效果，是一种潺潺不息、曲折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