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的典型心态。与梁三老汉这一虽然有缺点却让人觉得亲切自然、可触可感的人物不同，梁生宝是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对理想国民的塑造，然而缺乏人间烟火气，不够真实生动。对此，当时就有批评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与主流批评家不同的声音。比如严家炎就认为，《创业史》〉的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梁三老汉形象的塑造上。”［6］邵荃麟也持此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7］实际上，《创业史》中塑造得最为成功、鲜活、有血有肉的人物不止梁三老汉一人，还包括富农姚士杰、郭世禄乃至王二直杠老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和梁三老汉一样，都属于“中间人物”或“落后分子”之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小说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那些作者最为倾心的正面光辉形象，恰恰是作者要规劝、说服、讽刺甚至批判的对象。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位，是因为作者在面对这些人物时，由复杂矛盾的情感态度所决定，往往会不自觉地超越简单的好人/坏人、先进/落后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人物塑造模式，不用处心积虑地对这些人物进行净化处理，从而使这些人物显得真实可信。这些人物的存在，间接地传达了当时农村中除英雄人物外大多数人对党的农村政策的真实情感态度。
邵荃麟和严家炎对梁生宝这一人物在塑造上所凸显出来的缺陷的批评和对写中间人物的倡导，引来了很多批评家的批评，其中火药味最浓的是1964年12月14日姚文元发表于《解放日报》的《使社会主义蜕化变质的理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反动实质》一文。文章将这种文学理论上的争鸣上升到了可怕的高度进行批判，迫使批评家们对此问题噤若寒蝉，也使后来的直至“文革”期间的小说文本中，中间人物逐渐销声匿迹，小说中只剩下高大完美的正面英雄人物和阶级敌人、潜藏的坏分子等两大黑白分明的人物阵营，小说人物设计上的类型化和概念图解化走到了极端的地步。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根本谈不到对乡土灵魂的发露。
新时期伊始，“复出作家”进入创作黄金时期。长期被放逐于主流文学界之外的经历，使他们在文学选材、人物塑造、艺术思维等方面有可能和“十七年”文学模式保持一段距离，从而也使他们的创作与“五四”文学传统的接通成为可能。在这批作家中，江苏作家高晓声的一组乡土题材小说引起很大反响。高晓声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李顺大造屋》，引起文坛注意后，又一鼓作气写下了人称“陈奂生系列”的《“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出国》〉等五部小说，持续地对中国农民的命运遭际和心理疾患进行剖析。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潮流。“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文学主题都与“文革”这段历史记忆有关。作家们书写这段历史的目的并不止于以文学的方式为历史存证，而是试图从“左”的思想路线和民族传统文化积淀这双重维度对历史责任进行思考和探究。从这一角度来看，高晓声的这组小说堪称“伤痕小说”和“反思小说”的代表作品。
在这组小说中，比对“左”的思想路线的控诉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对当代农民性格心理的‘文化矛盾’的揭示。在历史变迁时期，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农民的行为、心理和思维方式的特征：他们的勤劳、坚韧中同时存在的逆来顺受和隐忍的惰性，对于执政党和‘新社会’的热爱所蕴含的麻木、愚昧的顺从。”［8］的确如此，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李顺大、陈奂生等，不但继承了传统农民的善良纯朴、勤劳憨厚，也继承了他们的软弱屈从、愚昧轻信、求稳怕变等精神痼疾，而且在新的历史境遇下，将之发展成“靠”、“等”、“看”等新的落后精神因素。在此基础上，高晓声还笔不稍懈、入木三分地开掘出李顺大、陈奂生们在各种情境中的丰富心理内涵。其中，以《陈奂生上城》中作者对陈奂生心理变化的细腻描写最为经典：
一天，陈奂生进城卖油绳时，因为受了冷风而突患重感冒。他双膝发软，无法连夜赶回三十里外的家，只好在火车站的横椅上躺下过夜。这时，县委书记吴楚因到省城开会要坐火车而来到候车室。吴书记曾在陈奂生所在的大队蹲过点，还在他家吃过饭，因此认识他。吴书记给陈奂生看了病，又安排他住进了县委招待所。陈奂生醒来后，一看到这新堂堂、亮澄澄的房间，就不由自主地在被窝里缩成一团。他知道自己身上特别是脚不太干净，生怕弄脏了被子，便悄悄起身，穿上了衣服。他不敢弄出一点声音来，好像做了偷儿，被人发现就会抓住似的。他下了床，把鞋子栓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又眷顾那两张大皮椅，走近去摸一摸，轻轻捺了捺，知道里边有弹簧，却不敢坐，怕压瘪了弹不饱，然后才真的悄悄开门，走出去了。这里，作家写出了农民因为长期的贫穷和眼界狭小而导致的对于外面世界的本能的恐惧与自身的畏缩。陈奂生在前恭后踞的招待所女服务员面前，忍痛付了房间的住宿费，心里有点忿忿然。他本想回房间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