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认为这是先锋作家为迎合大众而走向通俗化，这一转向标志着先锋文学向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先锋派作家从对形式的极端重视回复到对意义的关注，这种反复，并非简单地回归，虽然这些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的因子，但对题材与主题的处理仍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迥异。先锋派作家们从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博尔赫斯等大师们的作品中汲取精神能量踏上探索之程，先锋派们以激进姿态表明只有颠覆旧有的传统才能以此开辟新的战场，这中间有矫枉过正的因素，但也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步入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想用短短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二百年的工业化进程，这中间构成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发展关系，先锋作家们的主体精神开始迷失。曾经叫嚣一时的先锋文学思想在市场经济的严酷现实下开始瓦解，坚持小众试验就意味着挨饿，这对于出道不久的作家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先锋派作家们改变叙事策略以获得更大的读者市场势在必然。先锋派作家们是以叙事的形式游戏对社会历史深度模式的反叛赢得了“先锋”之名，先锋作品中显露出的诸如无中心、无深度、不确定性和零散化的风格又使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征候。然而，后现代叙事理论及其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并非中国本土社会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中国的先锋派作家们对外国作家叙事层面的技巧的仿制和反叛文学传统的结果，他们从博尔赫斯、福克纳、海勒等的作品中顿悟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于是付诸于实践。如果说，八十年代先锋作家的努力还带有一种猎奇的新鲜的话，九十年代社会转型，社会生活、审美对象和审美感受已经发生了变化，先锋文学再坚持所谓的“曲高和寡”显然不合时宜。已有的文学资源不能支持他们继续走下去，从传统现实主义的强大土壤中汲取养分就十分必要。一直到新世纪以来，重新认识和解决文学创作中“怎么写”与“写什么”这一相互对立的矛盾，还是先锋派作家们的当务之急。
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是从技法上取材于拉美，叙事圈套是作家们乐意为之的一种探索。由于我国文学长期以来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过多，故我们接受拉美文学的魔幻手法甚于拉美文学对现实的热切关注，这就使我们的先锋派文学存在一种先天的不足。如果要探讨拉美文学繁荣的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必然要联系到拉美作家们自身的使命感和探索拉美民族风格的努力。
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先锋派缺少与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的神遇，缺少对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精神的融汇。先锋作家们的作品更多地是从文学的新鲜感上吸引眼球，而不是从对民族历史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中来探讨文学的使命，他们仅仅是在形式的借鉴或创作的新奇感上作尝试。由于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隔绝，读者渴望新鲜的文学面孔，因此，先锋文学的新面孔确实吸引了众多渴望变化的读者和评论家的目光，但从经典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上来考察，这一时期的作品都显得太粗糙，太急就章了。先锋文学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昙花一现之后，马上就衰落了，这里有先锋作家自身学养的欠缺，也有八十年代学界认识层次的限制等等方面的原因。拉美文学能够爆炸，中国当代文学爆炸不了。因为没有那么深厚的文学积淀，也没有那么深广的文学使命。如果要谈他们的创作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则主要是对文学观念的一次大冲击，改变了三十年来单一思维模式对文学创作的禁锢，开拓了作家的艺术视野。
如果考察一下当代文学在1990年代的发展，情形还不是让人那么悲观。虽然有点儿群魔乱舞的味道，但繁华褪尽，沉淀下来的却让我们有些惊喜。余华等人的转型和向现实主义靠拢，展示出一种新的审美方向。虽然有些地方不尽如人意，但、的现实关注和人道情怀却是不容忽略的主要方面。对人的价值的关切，对人的苦难的细致展示，都表现出作者在形式的探索之后重新回归人本身的努力。可惜的是，由于当初的先锋是刻意为之，而不是精神状态的自然体现，不是深入到骨髓的体验，故而不能从根本上对人的生存处境和本质予以展现，所以其回归传统的路就显得生涩了一些，也没有把现代派的形式技巧融化到传统小说的写法中。值得注意的是，被称为先锋派的作家更多体现出一种先行者的跋涉和探索，在主题的思考、技法的探讨方面都不免流于模仿和生硬，而不被流派关注者列入先锋派的许多作家倒是体现出了典型的先锋特征，如王小波、莫言、徐小斌、阎连科、张炜等人，他们的先锋倾向是一种骨子里的先锋，而我们的大多数先锋作家则是一种外观上的先锋，或者说貌似先锋，这让先锋的定义非常吊诡。把现代派文学技巧和中国特有的现实实践相结合才能生产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与拉美文学把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主张和拉美的现实相结合而产生魔幻现实主义一样，具有可操作性，也有可借鉴的经验。
综观先锋派小说作家的创作，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些成就是许多作家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我们似乎没有出现巨著。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