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已经奄奄一息，他只是得到了同意居住的心灵安慰。马克斯-布罗德曾认为卡夫卡是犹太民族的先知，我们在卡夫卡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看到了犹太民族的整体命运。联系到卡夫卡死后十几年间，欧洲社会的巨大变迁，你不能不敬佩文学家敏锐的直感和洞察力。两千年的漂泊生涯让犹太民族经受了太多的无根感和漂泊感，K终其一生所苦苦追求的正是一种归属。虽然我们可以把K的举动作多种可能的解释，但三四十年代犹太人遭遇的种族灭绝大灾难正是犹太民族命运的现实，卡夫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形诸笔端。
余华曾坦陈，他的就是读了卡夫卡的《乡村医生》后写成的。中也充满了佯谬感。父亲让“我”出门长见识，“我”路遇许多人，但他们都像烟一样没有给“我”留下印象。搭乘上一个个体运输司机运苹果的车后，“我”有了一些现实感，但很快就被抢苹果的人弄糊涂了。因为抢司机苹果的人里面竟然还有司机本人，而“我”这个为他的苹果而战的人竟然被司机本人抢了。比较而言，这两篇小说讲的故事都是非常抽象化的，人物和故事都不真实，故事里的“乡村医生”和“我”都是很虚化的人物。医生在迷迷朦朦中被推上不知哪里来的马车，虽然马从自家猪圈出来，可他知道自家猪圈好久没人光顾，没有养过猪，又哪来的马，但他还是坐到这个不知来历的马车上了。医生为小男孩看病时也是如此，没病和有病似乎只在一念之间。他被病人家属强迫时也似乎是在梦中。他在冰天雪地的漫游就更像是一场梦游了。《乡村医生》把现实的与非现实的，合理的与荒诞的结合起来描写，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从而使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一种原罪感贯穿于小说之中。中的“我”也是一个虚化的形象，你感觉不到他的血肉，感觉不到他的思想，他像烟一样不确切。“我”远行却没有一点目的性，在做一场精神漫游。这个漫游由于路遇抢劫事件而现实起来，又由于司机自己抢自己的行为而虚化。司机的行为印证了这是一个悖谬而不可理解的世界。全篇中，“我”一直在寻找旅店，这样的旅店也是抽象化了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旅店。作为象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卡夫卡的。“我”被打得遍体鳞伤后，发现那个遍体鳞伤的汽车是要找的旅店。从语义的多重性上看，《乡村医生》和都可以从多方面去阐释，但佯谬感却贯穿了两部文本的始终。
格非的《褐色鸟群》中所谓语言迷宫也恰似一种悖谬，那个面目经常变换的姑娘，致使主人公“我”也经常分不清。“棋”，“穿橙红(或棕红色)衣服”的女人和姑娘，不管这些人变换怎样的面目，对于小说中的主人公或者说叙述者来说，都表现出这个世界的不可理解。由于格非过于关注语言造成的迷惑性，致使《褐色鸟群》在悖谬与含糊之外，不能让人明白作者到底要说什么。在故设的许多悖谬与圈套之后，或者说在细节的明明白白后面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卡夫卡在佯谬之外，还让你思索悖谬后面巨大的寓意，《褐色鸟群》中也充满了佯谬，但悖谬之后还剩些什么？似乎不好说。残雪的小说《索债者》也充满了佯谬，那只被扔了无数次的猫咪，恰似一个摆脱不掉的人生重负，它总是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等着你。
当代先锋派小说家在积极借鉴卡夫卡“新”的思维方式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众多外国作家和评论家主张的影响，“纷纷攘攘的彼此呼应或对峙的主张、见解和研究成果，都在有力地影响这一代人的思维。它不但提供了新的思维材料，也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多种文化的剧烈碰撞冒出了智慧的火花，把整整一代人归并到世界性的精神运动中去。封闭的疆界不存在了，一种文化上相互依存相互参照的关系使人们不再有可能固步自封和闭关锁国。若不联系到现代的国际性思潮(这一思潮中也包含着中国哲学和东方思维精神的宝贵遗产)，是难以解释当前文学(小说)的现状和未来走向的。任何一个外来的观念因子都会微妙地渗透到人的主体意识之中，影响他精神的结构，影响他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进而影响他的精神产品。”(7)考虑到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我们又对先锋派作家的探索有许多不满意，“不管文学(小说)在目的上有多少差异，它首先必须是一个合乎审美原则的符号组织和文字结构，它首先是一个能够被审美的存在物。”(8)
卡夫卡小说艺术特色上的独创性、象征性(暗示、烘托、对比、渲染、联想)使卡夫卡的作品耐咀嚼、耐回味。他的人物性格大都是固定的、没有发展的，但其精神情绪和心理感受的变化却是没有穷尽的。对世界的荒谬感的体悟和叙述中冷冰冰的客观语调，使卡夫卡的作品对这个平庸得可怕的世界充满了警惕。相比于先锋派小说作品，这种差距不仅仅因为个人学识与思考的深度的差异，更因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八十年代的中国人还没有奔上小康路，还在生存层面挣扎，要体悟哲学上的存在之忧还需要假以时日，先行的先锋派作家们动不动就掉到形而下了。虽然卡夫卡的作品中充满了悖谬、惶惑、没有出路的彷徨，但卡夫卡的作品仍有一种逆向表现的人道主义，而这一主张的健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