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怀旧取向、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之界限的模糊、嘲弄性模仿和对暴力的反讽式描写。(48)陈晓明和王一川更侧重的是中国后现代的不同层次及特征。(49)
新世纪以来，重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又一次成为热点，“现代派文学”的精神源头、知识谱系、对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叛等都成了被重新解读的对象，(50)这些重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文章大都把关注点放在现象本身及这一思潮在文本形式的意义上。程光炜则透过对“现代派文学”的现象分析提出了“现代派文学”对“当代文学”的反叛构成了另一个“当代文学”的设想。(51)
站在新世纪的文化立场上，我们必须面对和思考的是：中国80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正是由于人们对其先扬后抑的批评和拘囿于这一思潮是模仿还是创新的怪圈里，所以对其在文学史上的真正价值与意义就显得混乱不堪和不甚了了。假如我们要想对这一思潮有一个客观而长远的认识，即我们想对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一个中肯的评价的话，就应该重新来评估中国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具体来说，这一思潮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意义表现如下：
第一、彻底改变了文学为政治而服务的当代文学历程，成为自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中期之前文学史上伪现实主义文学的掘墓人和终结者。
众所周知，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遵循着“文学为政治而服务”的宗旨，开辟了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道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也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但是，在几十年后再来回视这段文学道路时，人们不禁发现，这种“为政治而服务”的“现实反映论”的文学观念是一种表相的文学观，这种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文学相比于十九世纪以为世界现实主义的伟大传统来说，属于伪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说它是伪现实主义文学，也是因为它一方面成为政治的工具，另一方面是它所反映的现实是一种极其表相的，没有触及到历史真实与人性真实的现实。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在八十年代初仍然有极其强大的市场，仍然占据着主流话语权。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便是对这种主流话语的反动，是对这种伪现实主义的反动，尽管这种“反动”在后期仍表现为伪现实主义和伪现代主义，但它对我们认识五十年代以来至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和文学观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表现便是宏大叙事，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代表之一先锋小说就拒绝宏大叙事；现实主义往往以历史的真实性而揭示一段时期历史的真实性，但先锋小说强调历史的虚构性；现实主义要塑造人物典型，但先锋小说解构人物形象，甚至没有具体的人物形象；现实主义要批判现实，先锋小说模棱两可；现实主义要“文以载道”，先锋小说反对“文以载道”；现实主义重视的是意义，先锋小说重视的是文本，甚至单纯的语言，等等。总之，先锋小说构成了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强烈反照。
这样一种改写文学史的特点，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种种局限，并且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作用在于，它锐利地将那种“文学为政治而服务”的观念从作家的头脑中进行了清理，使文学自觉起来。后期的“写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的小说就是在这种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它们仍然属于伪现实主义的范畴。而整个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也应归功于先锋小说的“革命”。
第二、中国文学开始融入世界文学，成为世界文学主潮中的一支。
不管我们怎样谩骂和批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乃至后期登场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模仿与崇拜，也不管我们是否接受这样的现实，但实际上，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小说家并非仅仅模仿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而是整个的世界文学。比如，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并非西方文学，而是拉美文学。
如果我们考查一下整个世界文学，就会发现，西方的文学已经成为冲击整个世界文学的一股主潮，中国也不能幸免。恰恰相反，中国需要整个世界文学的洗涤，而在这种洗涤中，便免不了要和强势文化即西方文学发生冲击与融合。同时，西方文学也在吸取世界文学的养分，在这种吸取中，中国文学也自然要为世界文学献出自己的独特的因子。这种吸取与献出其实都是融合。
马原被称为“中国的博尔赫斯”，残雪对卡夫卡的迷恋，余华与残雪在内质上的一致性，刘索拉与约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徐星与塞林格的反叛，孙甘露与德里达的解构，这些在表面上看是着意地模仿，失去了中国作家的独立性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中国作家在特殊的背景下向世界文学学习的一个过程。
在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以来的单一的以“现实反映论”为宗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的当代文学历程中，中国的作家几乎都是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为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