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陈焜、董衡巽、高行健、冯汉津，等等。
较之此前的文学潮流，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运用了全新的艺术手法，比如隐喻、意识流、荒诞、精神分析、变形等，往往表达的是作家对于人的非理性层面的探索和终极意义的思考，这就对文学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此前的文学主流是现实主义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理论。文学社会学批评占据了批评界很长时间，用它再来规范评价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则显得很难，其可能性甚至令人怀疑。所以，在80年代中期，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应的文学批评理论也涌入了中国，我国理论批评界对于新的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他们很快接受了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新方法并广泛运用，如精神分析学、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接受美学等，这形成了新时期文学中理论批评界的“方法热”。这次“方法热”中最早“热”起来的是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在80年代初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自我与本我》、等就进入了中国，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弗洛伊德研究和讨论的热潮，精神分析方面的研究译作、著作大量出版。(15)文学理论批评界纷纷运用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我国现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人物心理深层的分析阐释。紧随精神分析学之后的结构主义批评理论，以皮亚杰的(16)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论于80年代进入中国，这一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于文学独立性的强调。而新批评则因其与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在80年代的中国文学思潮中起到了冲击传统文学观念和“社会-历史”传统文学批评模式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到80年代中期，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传播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批评两个方面。至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我国文坛的现代主义思潮逐渐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所取代，文学批评则又受到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
此后，中国国内开始“清除精神污染”，从1983年底起，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争论就逐渐沉寂了。但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译介却一直在默默继续，这一时期的出版社仍然在出版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文学作品的中译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观念上接受了现代主义，把它看成当时世界文学中最具时代性的思潮，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于是，1985年前后出现了被评论界称之为“85 新潮”的创作潮流。一批新的作家迅速登上文坛，他们以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为主要背景，对于西方20世纪文学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明显具有学习和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家的痕迹，作品中带着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这与此前文坛上人们已经习惯的现实主义作品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出现后，立刻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形成了极大冲击，因此被称为“小说爆炸”。他们的名字有：马原、残雪、莫言、余华、孙甘露、格非、苏童、阿城、刘索拉、徐星、陈村，等等。他们中大多数人发表于1985年前后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现代主义文学特征，例如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残雪的《苍老的浮云》、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这一批作家正是因其一系列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特征的作品而确立了他们的文学地位。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作品引起了当时文坛对于一些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的关注，这些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有关的文化热点讨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一定作用，比如8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心理学热”、“文化热”、“新方法热”、“新观念热”。
中国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1917年1月，胡适发表于“五四”文学革命主要阵地《新青年》第2卷第5号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是受到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这篇一发表就以空谷之音震动文坛的文章被看作是事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标志。事实上，在此之前的1915年，陈独秀就在《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当时名为《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此后的现代文学巨将们也纷纷在他们的创作中积极借鉴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它还包含了一种对于“人”的发现，这“人”更多的是个体的人，在强调人的个体价值上，“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周作人在1919年3月就指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都是重要的，“文学革命上，文学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1)他所说的第二步就是“人的文学”。而这“人的文学”是人道主义的文学。周作人对其“人的文学”的本质概括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2)鲁迅同样提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创造社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强调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精神特质更是显而易见的。个体的人在“五四”文学革命先驱们心中占有极重的位置，现代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