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奖项它的公正性有目共睹。”
这一时期被谢冕称为“后新时期”(12)，具体表现为“(1)‘人’的主体已失落，文学变得越来越注重表层的形式技巧的把玩，其意在拆解新时期文学的深层结构，不少文本不仅反对传统的美学原则，同时也嘲弄或戏拟具有‘现代性’的美学原则……文学上的反功能主义已达到了某种极致；(2)新小说的崛起扬弃和超越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原则，是对一种世纪末的‘平民意识’的弘扬，并在某种程度上填平了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13)。
7、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知识分子的自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知识分子对整个中国政治中的大事件集体沉默的情况下，对文学中的一些主题倒是相对表现出了热情，产生了几次影响大的讨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到“二王”与“二张”的对峙，对余秋雨的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对立等等，这些讨论将知识分子这一主题推向了新的高潮，也使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渐渐地清晰了起来：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坚守什么样的立场？
学术界都认为，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发端于以王晓明为首的一批上海学者，认为是他们提出了“人文精神的危机”：“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商品化的潮水几乎要将文学连根拔起”，“我们必须正视危机，努力承担危机”。但实际上，这一危机早在创作界已经开始触目。张炜早在1993年3月21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抵抗的习惯》，随后，张承志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了更为激烈的《以笔为旗》，文章所指正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几乎让人信以为真的大热闹突兀地收场了。八年前或更早就被同道们欢呼的新时期不仅旧了且已进了古董铺。肉麻地欢呼黄金时代的人，庄严地总结新时期的人，‘东施’抹上了魔幻口红，正和‘西施’一起以色售文。”“文学界的乌合之众不见了。”(14)
随后，《读书》从1994年第3期开始，在“人文精神寻思录”的总题下陆续刊发了5篇来自上海、南京等地学者的对话录，《文汇报》、《作家报》、《文论报》、《东方》、《上海文化》、《探索与争鸣》等报刊则相对集中地刊载了“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大讨论。
对“人文精神”的讨论，其实正是对知识分子本质的探讨，也是一次寻找知识分子的大行动。在这探讨中，谁是知识分子？谁是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便一目了然了。这场讨论持续了近四年之久，直到1996年才平息。参加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学批评家和作家，还有很多学者，甚至是多学科的学者。陈思和在论述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时说：“人文精神意指知识分子的‘道统’”“一种人所以为人的精神，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人文精神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对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存在”(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立场来看，陈思和的这种知识分子立场是一种调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张汝伦从哲学的终极意义上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是‘自由’”。在《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里，王彬彬等则强调“人文精神在宗教精神的超越意义层面上的批判与否定精神”。严伟时综合了学界关于“人文精神”概念的讨论。提出“人文精神有以下5个要素：重视终极追求；高扬人的价值；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谋求个性解放；坚持理性。”卢英平则说：“以我理解，所谓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或是人文知识分子治学处世的原则和精神”。
王晓明在编辑《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时，对这场讨论进行了七个方面的总结：“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二、作为这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之所以如此，从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甚至都不觉察自己的两手空空；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也绝非仅是最近这十年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惟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就也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个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