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忍不拔的硬汉形象。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肉体和精神上饱受摧残，但他们对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却从未动摇过。小说着重关注他们的精神创伤和生存意志，他们都是“被迫害者”或“被损害者”，也是民族的希望。也是反思文学的优秀之作，古华对人物命运和人性变异的表现更为深刻悲悯，甚至涉及到了左倾思潮给“政治闯将”李国香和“运动根子”王秋赦带来的内心痛楚和深重灾难，他们又何尝不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心灵的创伤是否该得到同情，又由谁来抚慰他们的伤口？这是与同时期作品相比难能可贵的地方。
反思文学对人的发现还体现在对“人道主义”的刻意彰显、婚恋主题的开掘及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赞颂上。谌容的中篇小说(1980年1月)被称为人道主义的宣言，小说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利，作者通过陆文婷夫妇的生存境遇呼吁社会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同时指出他们的生存状况及价值实现与我们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这样便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从而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关注性，成为当时社会问题小说中的一篇佳作。但是，与198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不同的是，这里谌容关注的“人”有其特定的社会位置，即主人公代表了整个中年知识分子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初，确立爱情的位置，呼吁婚姻选择的自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张弦的短篇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路遥的、郑义的《老井》等几乎都是将爱情放在讴歌“善”或抨击“恶”的道德层面上进行描写的，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对“爱情”本身进行了反复的诘问与思考，这种深层思考大多源自于女性作家的切身体验或深切感悟。《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偏僻山村中普通农妇和她的两个女儿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爱情遭遇，揭示了封建意识如何凭借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贫困和政治生活的不正常状况，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继续吞噬着年轻的生命，扭曲着正常的人性，压抑着美好的感情，小说中明显充溢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和对婚姻自主的热切渴望。当母亲菱花听到二女儿荒妹喊出“你把女儿当东西买呀”时，菱花震惊了，这不正是当年土改时自己对母亲说过的话吗？20多年后，女儿也发出如是之呐喊，她不明白“这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这个曾经为爱情幸福勇敢抗争过的女性，如今却成为包办买卖婚姻的捍卫者。菱花的痛苦和悲剧感远远超越了以前纯粹描写文革伤痕的作品，虽然小说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富民政策，但菱花的悲剧感和大女儿存妮那由性而爱的爱情悲剧却使小说散发出永久的人性光芒。存妮和小豹子这两个未婚男女因生命本能的需要和青春的萌动而结合，并进而在共同的生产劳动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没有婚姻保证的性爱是不为乡村伦理所接受的，被捉奸后，存妮羞愧难当自杀身亡，小豹子被以强奸罪法办，荒妹从此不再与男性说话，不肯正眼看男性青年，当爱情来临时，她竟然感到莫名的羞辱与自责。小说中提出的社会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作者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现代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爱情和婚姻自由真的能随着党的富民政策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到来吗？中高加林的爱情选择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而且在21世纪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1980年前后，这个难题还是在爱情层面展开讨论，如今婚姻似乎也失去了基本的保障，于是婚前协议成为时尚人士的选择。近30年来，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确定高加林和刘巧珍在一起就会幸福，但高加林的爱情选择真的对吗？这一人性的拷问还在烤炙、焦灼着人们躁动不安的心。《老井》中，孙旺泉的爱情选择少了“个体”性，多了几分义务责任和沉重无奈，作者把爱情的位置排在了亲情、责任之后，这既有文革的余韵，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而赵巧英也更具有现代意识和独立意识，与恋人在生死关头做了一次夫妻，婚姻与恋情(私奔)绝望后，她选择了离去，看似潇洒，实则苦涩。作者写出了那个时代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也许我们不必担忧赵巧英出走以后怎么办，但爱情呢？这些作品中爱情的阻力大多源自于外部世界，当然，高加林的选择也有他个人人性深处的原因，比如喜新厌旧，爱慕虚荣，等级观念等。
《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张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述的，更适宜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故事以“我”的叙述和母亲钟雨的日记交错展开，从个体的角度，从个人经历遭遇和现身说法中来表现婚姻悲剧，呼吁爱情位置。钟雨半生守候着一份柏拉图式的爱情，女儿不愿要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独身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信息，它意味着除了泛泛的爱情肯定外，作家的个性正在觉醒，对个体的生存价值，情感要求的呼吁和追寻，意味着新时期文学正从朦胧、混沌中一步步向人、向生命本真逼近。尽管这篇小说尚未涉及人的本能——性，也许在作者看来，钟雨最大的问题是爱情，婚姻和性会随着爱情的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