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评〈醉入花丛〉》，以说理的方式对李剑的小说进行了理性的批评。当年10月13日，胡耀邦对该评论作出批示，倡导“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艺批评风气”，即要在文艺界倡导民主的文学批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胡耀邦的这两次批示对新时期重建民主的文艺批评至关重要，民主的、说理的学术氛围的形成与胡耀邦同志的倡导关系密切。文革后的一段时间，政治权力和文学精神互为声援的局面对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是有益的，但是这种局面是短暂的，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恢复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现实批判精神逐渐在创作中回归，文学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去，随后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们对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的热情讴歌和干预现实的批判精神的表现。而反思文学却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暗示或默许下形成为思潮的，寻根更是先有理论倡导，而后有创作实绩的。
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部分作品直接反映十年动乱中的苦难、抗争和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主人公几乎都是无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极“左”的政治路线和势力，或者是那些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人，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被当作清算对象，这种声讨与控诉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感伤情调，有时甚至充满愤怒。在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那么多文艺作品表现个人在社会上所受到的摧残和迫害，以至于有人说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建国以来文学“非人”的历史，(这里的人指的是个体的人)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同情心。伤痕文学艺术上的粗糙、直露，思想批判上的感性层面，及其对受难者受难原因阐释的简单化等，都限制了它的文学成就，致使许多作品写到了人而未触及到人性的纵深处，当然，对一些作品的解读和阐释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清算“四人帮”的主流政治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有些作品潜藏在悲情故事下的思想文化价值还没有得到充分阐释和解读，比如郑义的就触及到了当代红色教育的负面作用，及其对青年身心的伤害，激进政治如何扼杀青年纯洁美好的爱情，剿杀他们单纯质朴的人性，以暴力的方式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思考的权利，走向了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反面。中的王晓华在母亲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之间作出了坚定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盲目轻信，或者说极左思潮的毒害，一方面是由于她人性中趋利避害(自私、功利)的意识在起作用。今天看来，小说所揭示的王晓华人性被严重扭曲变形的心灵故事比小说外在的政治历史批判结构模式更有意义。
文革把党、国家、社会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个人和亲情必须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为党和国家的利益是大公大义，这种大公发展到极致就会成为一种绝对的自私，个体正常的生命状态被忽略，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范畴，甚至带有某些本能和动物性的特征，人亲近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或自己身边的人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而在中，王晓华与母亲划清界限是由于党组织找她谈了话，而她与母亲断绝关系不仅没有经历什么痛苦的思想斗争，而且对母亲深恶痛绝，毅然决然地上山下乡，母亲的亲情与偶像崇拜和政治信仰对弈时竟显得那样不堪一击。王晓华亲情的回复也不是人性光芒返照，而是母亲政治上的解放——平反，因为母亲的平反，王晓华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获得了从前不敢爱的恋人，也获得了母亲。饶有意味的是亲情的失去与回归都是政治这只无形的大手在操纵，而个人是那样无力，甚至个人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愿，更谈不上现实努力。而在声讨“四人帮”给人们造成的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时，我们的作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的锋芒指向“文革”和“四人帮”，而较少有人去思索是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文化形态造就了“四人帮”，在那场浩劫中，每一个当事人都直接参与或客观上助长了那股逆流的泛滥，每一个当事人是否都该为那场灾难及其带给我们的创伤负责呢？
的结局是悲剧性的，王晓华最终没能跟母亲见上最后一面，母亲含恨而去，王晓华的心灵深处也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痕。小说外在结构是“反文革”的，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个人命运的小故事，尽管它是由政治历史文化的大故事转化而来的，个人的身心痛苦开始被关注，个人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如果说《班主任》从谢慧敏和宋宝琦切入了“民族”伤痕，开启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启蒙主题的话，那就是从王晓华母女的个人化的悲剧故事来切入民族伤痕的，不经意间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人的主题。所以，这两篇小说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是当之无愧的。
尽管两篇小说都在新时期引起过轰动效应，但二者的出版境遇却有很大不同，对这一问题的追述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关于《班主任》的发表，刘心武说是投稿；而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组负责人的涂光群在30年后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班主任》是编辑部向刘心武约的稿。起因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后的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