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小说理论家，而是座位有限、因此晚来的人得站着的小小学堂里的布洛克老师——小说是荒唐的、骗人的故事，为的是调节血脉消除沉闷无聊，而且骗点钱营生。
惟一如我们以事后之明知道的，我相信彼时够聪明够敏锐且理解小说书写活动的人(比方像骆以军这样的人)也一定照眼看得出来，这本书里头多出来许许多多东西，远远超出了类型小说的规格需求了。这么说也许对布洛克有点失礼，但确实从书里所显示出作者的书写准备，作者对书写一事的理解深度、广度和细腻度，还有作者不制止自己的好奇，已远远超过了他当时的小说成品本身，或者说只用来写成当时的这些小说(尽管为数惊人且品质稳定)未免太可惜了，要支撑一名这样层级的类型小说家根本用不着读这么多想这么多体认这么多而且往下追问这么多，too much——太多，对书写者本人反而是危险，这样的危险并不只在骗人小说的间谍世界、政治权力掠夺世界发生而已，它让人变得太大，变得不安定不满足，很难把自己塞回体系分工所允许的方正窄小位置里，会有被驱赶出来的风险，也有自己先选择动身离开的吹笛者诱惑。
所以我们可以带点戏剧性地说，这本写作之书，已充分预告了日后新斯卡德小说的出现；或不那么戏剧性地说，让日后新斯卡德小说的出现合情合理，半点不侥幸。
我所知道台湾有很多人被斯卡德小说触动了内心的某一事某一点，也想写斯卡德那样的小说(不一定是私家侦探、谋杀的形式)；但布洛克打开始就告诉我们，他原先并没有特定的小说要写，他最早只是想成为一个作家，他先为自己成为一名作家做准备，然后才一次一次地为特定的小说做准备。
先成为一个作家，再看看自己能写些什么，这点看起来和我们常识背反、也和资本主义世界游戏规则背反的顺序，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我甚至愿意直说，这才是书写作为一种志业的“正确”顺序。当然有例外有偶然有不当的噩运好运让一个人误入歧途成为终身的书写者，比方说雷蒙德·钱德勒便只是相信自己可以比手上的廉价小说写得好，遂一夜不寐在旅馆房间里写出第一个短篇，时年四十五岁。但这并没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多，因为运气是潮水一样会很快退去的东西，悸动也不是能持续的，它很容易因完成而满足或因无法完成而沮丧，两种结果都会让它复归沉寂，靠这些无法化为日复一日、二十年三十年的不懈工作，更容易在第一个困难、第一次挫折到来时就识相走人，当这些全没发生过。
说起来，资本主义的分工体系，到目前为止和可预见的将来，一直无法真正驯服作家这门行当，它总有许多多出来的东西，数十万上百万年前人在他居住的洞窟岩壁之上，用他简陋的工具刻下来或更奇怪用他有碍生计、不晓得怎么发现怎么提炼的颜料画下来的孤独大梦，至今仍如弗吉尼亚·伍尔芙所说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因此，从书写这门古老的行当来看，才为时数百年的资本主义不过就是一种新的现实，一个当前的处境罢了。书写总会碰到诸如此类的相干不相干困难，就像洞窟穴居的书写者没有文具店百货公司，他一边做着梦一边得压住它想办法先寻到照明的火光和黏得住冷硬岩壁的新颜料，甚至预备好它们、带在身上等待下次悸动下一个梦到来。诸如此类的额外困难无法回避，你得接受它(但不等于屈服)并与之周旋，事实上这种种周旋之道正是每一代书写者技艺的一部分。
退稿一事
不是怎么写一篇小说的方法，而是成为一个书写者的总体技艺。所以布洛克老师花费了许多口舌跟我们讲退稿这件事，未知生先知死。退稿当然发生在作品已完成时，但其处理因应之道仍是书写的一部分，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致命的一部分。
曾经，东西写好了却被无情退回来这件事就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但比较麻烦的是，它通常密集发生于书写初始、书写者最幼嫩脆弱的时刻，因此就像开枪射杀小兔子一样，感觉特别狠特别无助，甚至让人生出某种不平的阶级意识，想去当共产党。
事实当然不止如此，退稿其实在书写者已脱离幼年期甚至已成名的日子里照样发生不误，台湾才刚翻译出版过另一本书《退稿信》(抱歉，书前的所谓“导读”文字也是我个人写的，很多有关退稿的意见都在那儿说过了)，搜集的便是超过百名的了不起作家、为数几百本的日后经典级作品所接到的一纸退稿通知，奇怪的是，这些罪证俱在的退稿信内容，也并没有比布洛克所quote的(通常是针对初出茅庐的新书写者)更礼貌更婉转。
我们所说的“曾经”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指的是台湾；在美国，在欧洲日本等等书写国度，它“现在”仍跟日出日落一样自然。
我看布洛克谈退稿的这一章《百折不挠、打死不退》，其内容和章节名一样，可能让心怀热望、亟待拯救的新书写者感觉无趣且怅然若失；但我个人想到的是，以他这样赤手空拳走过来的书写人生、他一路左冲右突什么零工都打什么缝隙都钻的漫长书写经历，他其实有资格把一些话说得更残酷更见血，但他